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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標題: 《生命的呼喚與應答——程少堂序梁青新著(2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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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呼喚與應答——程少堂序梁青新著(23000字)

【少堂志林(1269)】生命的呼喚與應答—《從語文味到人間語文—梁青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序言

已有 638 次閱讀 2020-8-18 18:26 |個人分類:少堂志林|系統分類:人物紀事

 

【少堂志林(1269)】生命的呼喚與應答

——《從語文味到人間語文——梁青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序言


程少堂

(23000字)

 

梁青是2019年5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程少堂傳》一書的作者,《從語文味到人間語文——梁青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是梁青的第二本著作。在梁青的第二本著作即將出版之際,她囑我寫篇序言,我高興地答應了她。雖然若干年前我已多次在文章中公開申明原則上不再給別人的書稿作序,但網上有句俏皮的話說“原則就是拿來違反的”。何況梁青并不是“別人”。梁青的此書與“別人”的彼書不同,梁青的書序也就和“別人”的書序不一樣,給她的書寫序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原把寫這篇序言當成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為我給梁青的書稿寫序是有很多話要說的,可真要動筆的時候發現心里的話太多了不忍割愛,有無從下筆之慨。如今出版社已經將梁青的書稿排好了版,只有序言在虛位以待,因此呢,我不好再遲遲疑疑不動筆了。

 

還是復雜事情簡單處理,我就寫寫梁青與我的一些交集,以及在交往過程中梁青給我留下的若干印象罷。我先說一下梁青留給我的宏觀印象。

 

梁青是經過廣州市教育局頒文認定的一位市級名師。我認為她既是一位普通的年輕名師,但也不是太普通。

 

醉翁之意不在酒。說梁青是一位普通的年輕名師,用意實不在于說她本人,針對的是當前中小學名師隊伍的現實狀況。當下的名師隊伍數量相當龐大,用一句有點犀利但卻反映了某種客觀事實的話來說,就是如今要在一個城市的大街上找三十條狗不太容易,找三百個名師呼之即來,所以才有“名師滿街走,正高級(教授級)多如狗”這種說法。的確,在教育實踐和理論上沒有絲毫貢獻而“斬獲”特級、正高級(教授級)或其他各級各類名師頭銜的教師,如果說不是太多,也一定可以說是很多;如果說不是很多,也一定可以說是相當多;如果說不是相當多,也一定可以說是很不少;如果說不是很不少,那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很少。面對這支浩浩湯湯的隊伍,我們對其中相當不少的人可以弱弱地問一句,作為名師,哪個學生是他教的?哪堂課是他講的?哪句話是他說的?哪篇文章是他寫的?不知道,當然也不需要知道。因為只要不是太傻就曉得,所謂特級、正高級(教授級)或各種名師頭銜,只是政府主管部門制造的一頂頂有點實惠的 “帽子”,目的是為了給工作重要但社會地位又相對不太高的中小學教師職業增加一些吸引力。因為有實惠,有教師追逐這頂帽子,這種追逐也就并非不合理。一些教師有幸追逐到手,進而自賞、自戀這頂帽子,這也不算不合情。因此當我們聽見有的特級或正高級教師給人打電話或大會發言作自我簡介常常自稱 “我是Y特”或“我是W教授”,且他或她這樣自稱看上去并沒有一點不自在時,聽者并無反感,因為這樣自我簡介的名師本人是習慣成自然,其他老師聽起來則是自然成習慣。但多了這樣一頂 “帽子”,真的就代表你的水平高一點、貢獻大一點么?實際上業內人士都清楚,人們對特級、正高級(教授級)等名師的尊重,多類似于某個寓言中善男信女對佛塔的膜拜:他們尊重的是佛塔而不是佛塔上的老鼠。最近一段時間,本人工作生活的城市深圳,接連爆出因長期、大量抄襲而竊取或幾乎竊取了正高級職稱等名師頭銜上了頭條熱搜的新聞。而照我看來,被曝光的恐怕還只是冰山之一角。這樣的現實存在決定了筆者對當下中小學教師包括名師隊伍不得不有以下看法。首先,除極少數人之外,從整體看來,這支隊伍是一支教知識而不是發明學問的群體,通俗地說就是一群教書匠。當然教書匠并沒什么不好,按我的“教師九層次理論”,教書匠即是處于百世師—宗師—大師—名師—良師等五層次之后的匠師,而匠師就是合格教師。眾所周知,就當前情況而言,一般說來各行各業內部優秀和不合格的人數都是少數,而處于合格層次的人數是最多的,這實屬正常現象。教師隊伍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是教書匠,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中小學教師(甚至包括大部分大學教師)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是必然的。硬要把這支隊伍往學術的道路上驅趕,就類似于趕鴨子上架,一些人會累死,一些未累死的則會累得半死。部分“名利力比多”強而多,但既不想累死也不想累得半死的,過去是剪刀加漿糊,現在是電腦加復制粘貼,長年累月地偷,而且這種偷具有“可持續發展”性,因為偷的時間越長,他頭上戴的高“帽子”就越多。其次,這支隊伍雖不是全部但總體上看是一支“謀食不謀道”的隊伍。當然“謀食”合乎天理人情,無可指責。其中極少數有所追求即想“謀道”,因而累死或累得半死的,做出的所謂學問基本上也只是“為人之學”而非“為己之學”。這些所謂“學問”,我們可以模仿臧克家紀念魯迅的名詩《有的人》中之名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說一句:“有的名師活著,其文章和思想早已死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行名師評審體制存在問題。我曾寫過多篇文章批評中國現行的名師評審體制。根據我的觀察我一向認為,像中國的不少評審體制一樣,中國現行的名師評審制度剛確立時可能評得還比較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追逐名師的隊伍變得越來越龐大以及其他許多拿不上臺面的因素的誘導下,現在是越評越俗了。無數事實說明,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獲得體制內的官方榮譽主要憑人際,獲得體制外的社會性榮譽主要靠實力,因而后者更具有生命力,且古今皆如此。我甚至認為,中國體制內相當多的榮譽是一些速朽的雜碎。中國的名師隊伍雖然越來越大,很“水”,但沒有水平,或者說水平不高,當然就談不上是一支“須仰視才見”的隊伍,因此對這支隊伍中的所有成員(包括忝列這支隊伍的筆者自己),我們都可用平常心態以“普通”視之,就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呢?沒有這頂帽子之前你是老幾,有了這頂帽子你還是老幾,匆匆過客的身份大都不會改變。當然,“匆匆過客”是古今中外百分之九十九甚至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之人生寫照。梁青身既在茲,當然不免會沾了“茲”的光,自然也就可以“普通”視之。

 

當然,說要以“普通”心態來看待現有的名師隊伍,并不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全面否定這支隊伍。實事求是地說,這支隊伍中確有不少不普通或不太普通的人。物以稀為貴,從本不是做學問的群體中,用累死或累得半死的代價才冒出來的若干可以出一點算是學問或思想的人來,這些人就可以說不普通。梁青即是其中之一,這是就她的實能和做出的實績而言。在跟我問學的十多年間,梁青“累得半死”的經歷可不止一次兩次。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去年退休前夕,梁青“累得大半死”撰寫完成并在北京出版了《程少堂傳》。這本書版權頁上印的是五十二萬字,厚得像磚頭,讓有的教師抄寫一遍,他或她可能也沒有那個耐心和毅力做得到,更不要說去寫了。可以認為,這本傳記的出版是梁青從一個一般的中學語文教師轉變為不一般,或者說轉變成為語文味研究乃至語文教學研究專家的標志,也是她從一個一般的中學語文教師成長為一位青年學者的奮斗歷程中的里程碑。在我去年五月底的退休活動上,我給每位到場的老師贈送了一本《程少堂傳》,有朋友拍著手里厚厚的《程少堂傳》跟我開玩笑感慨道,我看過程老師寫的關于只有三個人真懂相對論的博客故事,現在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語文界真正懂得“高大上”的語文味理論的,也至少有三個人了吧?我亦玩笑答道,三個?還有一個是誰?在我看來,真正懂得、懂透語文味理論精髓的,除我之外,惟梁青一人耳。現在,梁青的第二本書、四十余萬字的《從語文味到人間語文——梁青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即將付梓,該書屬于論文集性質,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在報刊公開發表過,有多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高中語文教與學》《初中語文教與學》轉載復印。這兩本加起來近百萬字的著述,浸透了梁青奮斗的淚泉和犧牲的血雨,殊為不易,豈止可喜可賀,實則可泣可歌。

 

以上是梁青留給我的宏觀印象。下面說一下梁青給我的微觀印象。

 

中國傳統文化把智、勇、仁稱為“三達德”。據《論語·憲問》記載:“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論語·子罕》記載:“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中庸》有言:“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近百年前,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應蘇州學界之邀作一場著名演講,題目為《成為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梁啟超認為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為三達德——智、仁、勇。他號召年輕人做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當代學者經觀榮認為:“真正的仁,是具有勇氣而不惑地實踐愛人的原則,智是知仁,而勇是行仁,進而‘志于仁’。”(經觀榮:《仁:以人為本及孔子的修己安人之學》,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202頁)基于上述先哲、學者的有關論述以及我和梁青多年的交往實際,我覺得梁青給我的具體印象或微觀印象,就是或說接近于是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

 

我和梁青相識于2007年。2007年11月21日,我們參加廣東省高中教學水平優秀學校評估的專家組一行,結束了對廣州七中的評估,第二天就要轉移到跟廣州七中很近的廣州培正中學繼續評估。11月21日晚飯后,培正中學語文組長帶領幾位老師到我住的酒店房間交流,和我商量第二天到學校聽課的事宜。我就拿筆勾選了不同年級的幾位語文老師的課作為備選。本來已經選完了我要聽的課,后來得知培正中學辦公室主任也是一位語文教師,我就說辦公室主任的課作為中層干部的代表也聽一聽罷。11月22日早餐后,培正中學派車把我們評估專家組從酒店拉到學校。到了培正中學大門口下車后,校門口夾道歡迎的隊伍很是引人注意。校長跟我們介紹說,他們都是培正中學校級領導和中層干部。跟著校長的介紹,專家組的評委一邊走進學校,一邊和校門口歡迎隊伍中的所有人員機械地握手。當走到一位氣質溫婉、優雅的年輕女教師面前時,校長介紹說,這是我們校辦梁主任,也是語文老師。我快速掃描了一下梁青,道,這就是梁主任啊。就和梁青不太機械地握手,心里卻直犯嘀咕——長得這么“光蛋”(堂按:我老家武漢方言,意為漂亮),明天能上好語文公開課嗎?我不是對長得“光蛋”有偏見,而是民間有個說法給我的印象很深,即無論男女,長得太帥或太漂亮的,往往腦袋不好使。我們武漢方言把這種人叫做“光蛋苕”。苕者,蠢也。梁青會不會是廣州的一個“光蛋苕”呢?抱著存疑的態度,我在和梁青不太機械地握手的時候就跟她不咸不淡地說了一句,明天要聽你的課呢,準備好啊。之所以不咸不淡,是因為我這把年紀,“光蛋苕”見得太多了,再多碰見一個也絕不會意外。總之我從是日白天一直存疑到晚上。第二天也就是11月23日上午,我去聽梁青的課《體驗情感,凈化心靈》。這堂課的內容是粵教版高中語文教材中的一個活動課單元,其中講到老舍的《我的母親》。十四個年頭過去了,這堂課的一些具體教學內容在我的記憶中已然模糊,當年講臺上教師的形象卻從水彩畫漸次變成了水墨畫,就是說對當年講臺上的教師的印象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越來越模糊,反而是愈來愈清晰:比如教師不僅長得“光蛋”,而且教風教態“光蛋”,教學結構“光蛋”,教師的普通話“光蛋”,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光蛋”,教師引導“光蛋”,提的問題“光蛋”,教師的硬筆書法“光蛋”等等。總之,這堂課“光蛋”,不“苕”。約十年后,梁青應邀在廣東仲元中學用語文味教學法主講大型公開課、余秋雨的《道士塔》,那就更“光蛋”了,智慧和成熟之光一閃一閃亮晶晶。 

 

我很樂意在這里展開說說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的問題。說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證據之一是她的普通話特好。有人說學習語言的能力能反映出一個人的智商。聽了梁青上課講的普通話,作為一個從1979年上大學中文系就拼命開始學說普通話,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終于說得一口流利的“湖北普通話”的鄉下人,當時我對一個廣州人的普通話講得那么標準大為訝異,且開始對自己的“湖北普通話”嚴重地“自慚形穢”。后來了解到,梁青出生于北京,十多歲才隨父母一起遷到廣州。梁青在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期間,通過考試獲頒一般中學教師很難拿到的一個資格證——廣東省普通話測試專家證書。這個證有些牛,意味著達到省普通話測試專家級水準。這定不是一般北京人能做到的,更不是一般廣州人能做到的,像我這樣說“湖北普通話”的武漢遠郊鄉下人,更是打死我我也做不到。當然,現實中確有一些普通話說得倍兒溜的“光蛋苕”。好幾年前,有一次我做深圳市中小學生朗誦大賽的評委,當時坐在我右手邊座位的主評委是深圳電視臺新聞聯播的首席主持人,得過全國金話筒獎。我們聊天交換名片互說奉承話的當兒,這位主持人自謙地說自己只不過是個“肉喇叭”。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肉喇叭”這個詞。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去百度網查“肉喇叭”一詞,意外發現多年前作家王朔的一個視頻。視頻中王朔說,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的前身)的學生都說自己只是一個“肉喇叭”。我們也的確發現電視臺、電臺的某些著名主持人,普通話自然是好,人也漂亮或帥氣,但就是一個“肉喇叭”,就是一個“光蛋苕”。梁青呢,上課時標準的普通話與她的教學內容融為一體,又不時冒出一些思想的閃光,使教學過程充滿美感,令人愉悅。

 

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證據之二是她有多方面的興趣,而且這多方面的興趣都轉化為了能力。比如她從小就對美術繪畫很有興趣。小學時,語文老師布置寫周記,梁青不僅認真寫好周記,而且每次都給周記配畫上和內容一致的精美插圖,搞得語文老師每次講評周記都成了對她的周記的專場表揚會。老師不僅表揚梁青的周記文章寫得好,而且表揚她將周記裝扮得精美漂亮。美術老師評價梁青的人物畫更是說了一句有可能流傳后世的“名言”,即大部分同學畫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就梁青畫的三分像鬼七分像人。梁青小學時辦的班級板報,曾在北京的玉淵潭公園參加“會展”,吸引了很多游客,連記者都來拍照呢。梁青姐姐的生日正值暑假,梁青能花整整一個月暑假的時間,為姐姐的生日準備自己設計制作的禮物,其中包括自己在電腦中做的動畫。梁青說她小時候很享受寫字畫畫的過程。

 

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證據之三是她的硬筆書法不一般。我小時候家庭沒有任何文化背景,父母都是文盲,雖然在中小學時代學習成績很好,但我從未認真訓練過寫字,也沒有認識到把字寫好的重要性,且由于脾氣急躁,作業本上的字一向都很潦草。記得當年老師和家長常用兩個詞批評我作業本上寫的字,一個是“鬼畫符”,一個是“亂叉”。上了中學后由于酷愛寫作,小說散文寫多了,往報刊雜志投稿迫使我會自覺注意盡量把字寫好一點,如此這般天長日久,鋼筆字就慢慢好了起來。1976年做民辦語文教師后由于工作性質對書寫有特殊要求,進一步認識到了寫字的重要性,開始正式練字。1979年上大學后更是認真照著一位著名書法家的鋼筆書法字帖練過字,這本字帖現在還在我書架上。1983年大學畢業后我先在原航天部系統的一所高中做語文教師,1992年研究生畢業后又在高校做教師多年,其間買過不少書法家的鋼筆字帖仿練。我的硬筆書法一直無人指導,都是“漂學”,但進步還是明顯的。1999年通過全國招聘考試來深圳市教研室(深圳市教科院前身)做中學語文教研員二十年,以到學校聽課為專職,發現不少教師的字寫得很好,也有不少教師的字的確不敢恭維。不敢恭維的是一些什么字呢?一些男教師的字,或俗,或戾,或匪;一些女教師的字,或傻,或笨,或蠢。俗氣、戾氣與匪氣之間,傻氣、笨氣與蠢氣之間,自然是有區別的。什么區別呢,我不說。按照美國著名作家辛格的說法,愚笨傻蠢呆都是弱者,而弱者是善良的,值得同情和信任。我也對這些善良的語文教師深表同情,因為他們的字寫得這么差還不得不當語文教師。而梁青的硬筆書法用一個字評價就是“好”,用兩個字評價就是“很好”,用三個字評價就是“相當好”,用一句話評價就是“好得一塌糊涂”。具體說,梁青的硬筆書法秀外而慧中,其中約略還有點恰到好處的剛勁之氣,卻不張揚,相當地溫婉而瀟灑,書卷氣十足,窈窕而“淑”。對,就是窈窕而“淑”。梁青的字,一看就知道是有童子功的。后來梁青告訴我,小時候在京城生活了十多年的她,有個鄰居叔叔書法很好,她爸爸就托這位叔叔指導她練書法。天長日久,練得梁青對書法很有些感情,一直到現在,回憶起小時候拿筆寫作業時享受不已的往事,她還很陶醉。有一些年份元旦或春節,梁青會給我寄明信片來。我家里書多到沒地方放,許多卡片、明信片我都沒法留存,扔了,而她這幾張明信片,我卻珍藏著,有時會拿出來翻來覆去地細看。順便說一下,我在職期間曾經做過多次中小學教師資格證考試語文科的負責人,我對這類考生有一個特殊的“考法”,就是先讓他或她在黑板上寫幾個字,一般是要求板書課題,接下來要求他或她朗誦一段課文。我要看看考生的書法和普通話。在其他硬件都合格的前提下,書法和普通話好的分數會高,反之就有可能被淘汰。十七八年前,我主持深圳市中學語文科的名師評審,第一層次的叫深圳市學科帶頭人,第二層次的叫深圳市骨干教師,因為指標所限,能評上的人很少。當時我對這些報評語文名師的書法很看重。有的老師就是因為板書的字太難看,被我一票否決,而且我當面說的否決的話一點都不留面子,分量很重。我說的是,深圳市中學語文學科每兩年一次評出的名師加起來就那么十幾個人,你覺得你這手字配不配躋身其間?我還說,兩千多年后我們雖沒有人能看到孔子的書法,但我們不想象也可以得出準確的答案——孔子的字會難看嗎?不會!因此字太差的最好不要教語文,更不能當語文名師。

 

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證據之四是她的思維能力較強,特別是相對于一般女教師,她的思維能力屬于相當強之列。語文教師多有語言表達能力較強、比較感性因而形象思維較好等通常屬于優點的特點,但不少語文教師也有職業性通病——有時過于感性而不夠邏輯,不少語文教師因為邏輯思維差,寫文章比生孩子都難,講話的理路不夠清晰。梁青沒有這類缺點。根據我長期地反復地觀察,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會上發言或者主持大會,梁青的語言表達雖然結構安排有時不夠大膽,但整體兼具感性和理性色彩,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二:一是神清氣爽,語言通達流暢;二是思路清晰,邏輯性強。她的講話有精氣神,鎮得住場子,你從她的講話中也聽不到病句,更見不到顛三倒四。梁青寫文章的功夫進步巨大,其文章的邏輯縝密程度和邏輯力量在中學女教師中少見。心理學認為思維能力是智力的核心,教育學認為人和人受教育程度的區別主要是思維能力的差別。梁青的語言表達顯示出來的思維能力,可以看出她不是一個只有大腦沒有頭腦的語文教師。

 

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證據之五是隨著逐漸深度融入語文味研究,她表現出了自己的智慧。她的一些研究以及平時和我的一些溝通交流,不少給我以啟發或提醒。2013年語文味工作室開始撰寫《語文味教學法》一書,梁青撰寫的《語文味教學法在散文寫作中的應用》一章,精致,漂亮。作為多年的高校碩士生導師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她這篇兩萬多字的論文質量,與我見過的一些高校文學院評出的所謂優秀碩士學位論文中的佼佼者的質量相比,毫不遜色。正因為她寫的這一章質量很高,我在統稿的時候打破原定的先閱讀后寫作的全書結構安排,將寫作部分調到閱讀的前面,并將梁青寫的這一章放在我寫的總論之后的分論首章。為了多給梁青一些實踐鍛煉機會,提高她修改文章的能力,我們相識之后,我寫的一些重要文章在拿出去發表之前都要發給她“洗一洗”。她“洗”后的文章,都更加簡練,更加干凈了。

 

梁青不是一個“光蛋苕”,證據之六是她撰寫出近三萬字的“著名”的長篇論文《發現語文新大陸——程少堂語文味教學理論與實踐探索智慧藝術之研究》。2015年5月,廣西師大出版社《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叢書主編給我發來了約稿函。據約稿函介紹,《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叢書聚焦目前仍活躍在我國語文教學、語文課改第一線的著名語文教師,深入研究他們在教學內容的呈現、教學方法的選擇、教學過程的組織、個性化策略的應用等方面呈現出的種種智慧。《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中學卷分上下兩冊,每冊選取十位名師作為研究對象,全書二十位名師二十章,每章兩萬字。我當時忙于其他書稿,我這一章,就委托作為語文味工作室骨干成員、《語文味教學法》副主編的梁青執筆。梁青不負我望,除了寫作準備的時間不算,當年暑假她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寫作,如期在約稿函規定的截稿日交出《發現語文新大陸——程少堂語文味教學理論與實踐探索智慧藝術之研究》這篇近三萬字的“著名”的長篇論文。說這篇論文是一篇“著名”的長篇論文,證據有三。其一是,該文得到《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一書兩位主編的一致稱贊。其二是,該書出版后在京東商城和亞馬遜商城先后上架,這兩大商城都不約而同把梁青撰寫的這一章作為“精彩書摘”,即作為該書的廣告文字推出。要知道《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一書除了本人的一章不是由我自己寫的之外,其他章節都是由那些“一線”(即有全國性影響的)語文名師本人執筆撰稿的,這些人文章的數量和質量都不一般。而且我這一章并不是這本書的第一章,而是第四章。其三是,這篇文章在語文味網和科學網我的博客掛出后,讀者有高達數萬人之多,影響很大。我跟梁青說,種種證據表明,她寫的這一章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中學卷上下兩冊二十人二十章中質量最好的一章。梁青謙遜地說,不是她寫得好,是我做得好。我玩笑道,我確實是做得好的,我做得好為你的寫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你寫得好也是事實,而且很重要。可以認為,這篇長文的誕生是梁青個人學術成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她的研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中庸·第二十章》記載:“子曰:‘好學近乎知’。”《論語·子罕》:“子曰:‘知者不惑’。”梁青之“智”最重要的體現正是“好學”與基于“好學”基礎之上練就的一雙對語文味的“不惑”之“慧眼”。在十數年的交集中,梁青給我的最深刻印象是“好學”。她頂著壓力,克服困難,舍近求遠到深圳“拜師”參加語文味工作室,除了求學求知,毫無其他功利目的(要是有什么功利目的,她在廣州拜師更容易實現這些目的)。在十多年前語文味理論與實踐研究還處在艱難探索階段,語文味理念還只是星星之火,不少人自己不干正事,但對語文味研究抱著“看戲”甚至嘲諷態度的時候,梁青就敏感到語文味理念的重要性及其發展的廣闊前景;在十多年前實際上只有我一人在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的荒原上孤獨起舞的時候,梁青不僅遠在深圳之外的廣州熱切守望著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而且還勇敢地成為語文味最早的欣賞者、支持者、研究者與實踐者之一,成為我眼中“好學近乎知”和“智者不惑”的標格與典范。

 

下面說一說梁青的“勇”。

 

梁青的氣質溫婉、優雅。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并非一個弱女子形象,而是溫婉、優雅中帶著一種“勇”氣。

 

梁青之“勇”,首先表現在和一般中小學教師只把教師工作當成飯碗不同(當然當成飯碗沒有什么不對),她的追求高格。換言之,梁青的追求不完全是職業性的,而是在職業性的追求之上還有事業性的追求。她投入到事業中的時間與精力,比一般中學教師要多得多。梁青的高層次追求,除了她本人的主觀原因外,可能多少受了一些我的影響。在我們的日常交流中我常常跟她講,人活一輩子如果不創造可以說一無價值,二無意義;人這一輩子“向死而生”的時間很短,要有一點死亡恐懼,而克服死亡恐懼的最佳辦法就是創造;對名師而言,除了站穩講臺把課教好,就是要爭取做一點比生命價值更長一些的貨真價實的學問,以不辜負生命。我向來認為,我們的人生即便做不到如泰戈爾所說“生如夏花之絢爛”,但應通過時間加汗水的不懈追求,期待“死如秋葉之靜美”。梁青長期心無旁騖,堅韌執著,既腳踏實地又仰望星空,追求超越于職業的事業理想,專業水平提高很快,因此培正中學的不少老師認為她的“業務厲害”。

 

 

梁青溫婉、優雅的氣質下潛藏的“勇”,有時會不經意地“外溢”于人。2007年梁青和我相識之際,梁青勇敢地、主動地幫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為我的講學做了一個“勇敢的”《程少堂簡介》PPT。一個五分鐘的PPT,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實不然。這個《程少堂簡介》PPT全長五分鐘,自動播放。2008年北京奧運會隆重舉行后,梁青又將《奧林匹克進行曲》(又名《奧林匹克鼓號曲》)作為這個PPT的背景音樂。《奧林匹克進行曲》把進行曲里應有的威嚴、熱血、勇往直前的特質盡情發揮,是一首強弱有序、節奏鮮明、氣勢恢宏的作品,演奏時不僅給人一種如夢初醒的震撼并且具有增強人們斗志的力量,聽之能讓人眉飛色舞,全身的血液會隨著音樂的清響或沸騰或平靜。我太喜歡這個背景音樂了。甚至可以說,我喜歡這個自我簡介課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喜歡這個背景音樂,它與我的性格與靈魂相契又相合,賦予我的內心以澎湃的力量,是我每次講學前必須的開場節目。到后來甚至發展到,我每次講學冥冥中都會對這個自我簡介課件產生魔咒般的依賴——這個自我簡介PPT播放得順利,我的講座就成功或者很成功;如果由于講課的地方條件有限不能播放,或者播放過程不順利,比如有視頻卻沒有音頻,或者電腦有音頻連接卻放不出聲音,我后面的演講情緒就會受到影響,演講效果就會打折扣。梁青就是這樣,把她的“勇”,通過《奧林匹克進行曲》這首樂曲傳導給了我。

 

梁青之“勇”還表現在她為了提升自己不怕吃苦。在2007年,《程少堂講語文》入選于漪領銜主編、語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師講語文”叢書之后的七八年間,我講學的足跡逐漸擴大到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全國各地的許多地方。那時我講學、講公開課的數量較多。我外出講學的全部PPT課件,都是梁青幫我做的。一般程序是,我根據自己的教學思想、設計寫出詳細的PPT草案,梁青幫我美化做成PPT課件成品。由于我向來都有過分追求完美的傾向,對課件的內容和形式要求極高,多數時候,我的PPT草案給梁青給得很晚,通常發給她時只給她留一晚上時間。有時草案發給她之后她美化完了,我又作了較大修改。這樣,每次講學數十張PPT,她要美化到下半夜兩三點鐘才能完成。這種情形不是一次兩次,而是我每次講學都如此。對此梁青不僅從無怨言,還樂于做這件事。她自己的解釋是,幫我做課件她能學到不少東西。但只有我知道她為此付出了多少辛勤與汗水。

 

2011年,深圳市舉行首批教育科研專家工作室主持人評選活動,本人有幸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奪魁。梁青得到消息后,主動打來電話跟我聯系,要求參加程少堂語文味工作室。我自然是很高興地答應了她。那些年,梁青在學校除了承擔高三年級的語文教學工作之外,還兼任學校教研室主任,學校的重要文件特別是學校領導的一些重要講話,基本上都是她起草的,工作忙而繁。而廣州離深圳有兩百多里路程,她來深圳參加語文味工作室的一次活動,來回怎么也得花上一天的時間,要克服很多困難。但語文味工作室首期和第二期約七八年時間中,唯一一個每一次活動都沒有缺席的人,是梁青。幾年前的一個周六下午,北師大培訓部門請我在深圳市羅湖區文錦中學給他們辦的一個全國性的名師培訓班講一堂公開課,課后做一個微型報告。由于上課時間是周六休息時間,而深圳市除了高三年級的高考備考會議外,一般不在雙休日舉辦教師培訓活動,因此我就只在語文味工作室QQ群公布了我講課的信息,并有意沒有要求工作室的成員來聽課。說是有意,是因為我想看看語文味工作室的深圳本地老師有沒有人主動來聽我這堂課。讓我頗為失望但毫不意外的是,語文味工作室的全體深圳成員沒有一個人主動來聽這堂課,都在家里休息。遠在廣州的梁青卻來了,而且沒有遲到。這堂作文課此前我沒有在深圳講過,在全國各地雖講過多次,但都沒有留下教學實錄,深圳這一次,梁青幫我作了錄音和實錄。

 

梁青之勇還有許多可以一說的細節。我辦兩期面向中小學一線教師的深圳市教育科研專家工作室的體會是,這是一件大難事。難就難在,它意味著要想辦法把工作室這群絕大多數沒有學術細胞的一線中小學教師,培養得有點學術細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人生追求一向很高。有一些不理解的人對我的高追求可能會不理解,甚至認為我是吹牛。其實我不是吹牛,因為我說到的我基本上都做到了,甚至大都還超額實現。就辦語文味工作室而言,由于在辦工作室之前語文味已在中國語文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因此在工作室開班儀式上我就公開聲言,只要能吃苦三年跟著我把語文味研究做下去,我就能把語文味工作室成員帶入中國語文教育史。這樣的工作室目標,語文界還有誰敢提?我提了。但我也很清楚,要將這個目標變成現實,須要投入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須要付出代價。我是一個在事業上極認真的人。我甚至在周六早上八點給工作室的年輕人一一打電話,催促他們起床讀書寫作。他們大部分當時沒有接但不久就給我回了電話或短信。當然也有個別成員不僅不接我的電話而且也不回我的電話或短信,并且把我的電話臨時拉黑。我也不計較這些,該怎樣做還是怎樣做。這段時間壓力很大,尤其是工作室集體撰寫《語文味教學法》一書的那些日子,我的精神差點崩潰。由于太投入太累,導致有一段時間我的身體出現嚴重問題,頭發掉很多。當時有相熟的老師見我面時曾驚呼:“教授你怎么頭發掉這么多?走路好像搖搖晃晃要倒的樣子!”我當時花很大精力做的另一件事是培訓工作室成員。由于一線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性質所決定,語文味工作室平時主要只能依靠工作室QQ群進行溝通,那幾年我每天都堅持在工作室QQ群講很多話,把自己的學術方法、思考和經驗毫無保留地提供給工作室成員,幫他們寫教學設計、修改教案,以此作為對工作室成員的培訓。語文味工作室成立之初本來做了分工,當時我把下載整理我在工作室QQ群中的談話這個任務安排給了工作室里年紀較小的一位年輕教師。我是想給她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雖然做這件事不要什么水平,但須要建立在學習、興趣基礎之上的特殊毅力。可是根據分工該做這件事的年輕教師沒有做。正當我失望之際,梁青私下告訴我說她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飯,就打開電腦,在語文味工作室QQ群下載、整理我的談話。我問過梁青,你工作那樣忙為何還主動去作這件麻煩事?梁青的回答還是那句話,即通過整理我在工作室QQ群中的談話能學到很多東西。三四年下來,梁青以《歌德談話錄》為藍本,整理編輯出初稿近百萬字的《程少堂在語文味工作室的談話》。

 

2007年梁青與我相識之后至少有十余年間里,我的所有教學實錄都是梁青主動根據錄像整理成文的。我的課堂教學實錄都很長,做我的教學實錄是很花時間的。梁青不僅主動提出做這件事,而且堅決要求包攬這件事,不想要任何其他人染指。有時我的某一節課,因為她太忙我就擬請其他老師幫忙整理一下教學實錄,梁青硬是不同意,甚至為此而生氣。

 

2014年,語文味工作室正在編輯語文味叢書,其中《語文味代表課觀止——語文味教學流派創立者程少堂教學實錄》這部六十萬字的厚書,是梁青主動幫我編輯整理的。有一天梁青跟我說,應該把語文味網上這十多年積淀下來的我的各種文字搜集起來出一本書,那些文字有個性、有意思。我說,這些文字我沒有存底稿啊!梁青說,我來搜集。接下來她花了很多業余時間,從語文味網上打撈出一本近八十萬言的《我們當年——程少堂率性詩文集》來。經過刪減,這本書稿在北京出版的時候,出版社在版權頁寫的是七十五萬字。毫無疑問,沒有梁青的主動與辛勤付出,就絕對沒有《我們當年——程少堂率性詩文集》這本書。因此,2015年語文味叢書在北京語文出版社出版之際,我在《我們當年——程少堂率性詩文集》書后寫了一篇文字不多但情真意切的答謝辭:

 

特別鳴謝

 

在拙作《我們當年——程少堂率性詩文集》一書問世之際,本人要特別鳴謝本書編者梁青女士。梁青女士是廣州培正中學高級教師、教研室主任、廣州市名師,最近幾年相繼參加深圳市首批和第二批教育科研專家工作室之程少堂語文味工作室,其間表現優異,工作室的所有大型活動,她作為市外成員,是唯一沒有請假、沒有“曠課”的一位,甚至連遲到也是沒有的,且都是自己出路費。幾年過去了,由于她的勤奮好學,認真刻苦,其學術研究水平進步巨大,同時無論是對語文味研究還是對我個人都貢獻良多。我們知道,魯迅、胡適這些人天天寫日記,雖然其中雞零狗碎的東西很不少,但他們寫作的時候大約的確就想到以后肯定是會出版的。魯迅胡適們當然有這個自信和實力。而本書中的多數文字都是我于數十年間,特別是來深圳做語文教研員后的隨性之作,亦有相當一部分是工作性文字,寫完都掛在語文味網上,這些東西在水平高的人看來,其中不少可能屬于文字“雜碎”。這些“雜碎”,雖確為“敝帚”,即使是本人亦未必全都“自珍”,不少篇章甚而至于已經遺忘。如此這般,加上我輩遠遠不能望魯迅、胡適等大師們項背的身份,此前自然也就沒有想過會要抑或有機會將其整理出版。但由于這些文字的寫法大都比較個性、率性,其中亦可略見“我們當年”雪泥鴻爪的遺痕;亦由于我的人生追求與定位較高,甚至可以說在當代中國語文界我的人生追求與定位不是一般地高而是相當地高,不僅心無旁騖,而且執著頑強,因此這些文字里,通常都洋溢著一種浩然之氣與正能量。梁青女士主動請纓,得到我首肯后,她夜以繼日,焚膏繼晷,竟從運行十余年的語文味網上的海量信息中,搜集、打撈出我寫的文字洋洋80余萬言,著實讓我驚訝。之后她進行細致地整理與編輯,繼而又傾情撰寫出《看得見風景的生命——〈我們當年——程少堂率性詩文集〉編輯余記》這篇很優秀的編后記。小時候老師教我們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我老人家今兒個則要說“沒有梁青,就不可能有這本書”。我也沒有其他辦法感謝她,只是希望,假若后人有興趣研究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歷史,不要忘了梁青這樣一個人;假若后人能從這部書中隱約看見程少堂的形象,相信他們也會從這部書中依稀看出編者梁青的倩影。

 

2016/2/23

  

2017年,我把《程少堂傳》的寫作任務交給梁青,并希望這本傳記在我退休之前能出版。梁青勇敢地接受了這個重任。我跟梁青說,2013年在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東北師大研究生張巖的近三十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語文教育思想研究》,是中國語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研究在職語文教師之語文教育思想的評傳性著作;如果這本《程少堂傳》能在我退休之前出版,那就是中國語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研究在職語文教師的他傳,當然是送給我退休的最好的禮物了。毫無疑問,梁青是唯一能夠承擔這個任務并有能力寫出這本《程少堂傳》的人。為準備這本傳記,梁青對我作了一百多個小時的錄音采訪,之后陸陸續續做了一兩年的寫作準備工作。只有我知道,《程少堂傳》的準備與寫作過程讓梁青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寫作期間她甚至還哭過一次鼻子。準備與寫作《程少堂傳》的過程,是梁青漫溯到我靈魂深處,成為比我的家人還要了解我、同時也最理解我的人的過程。2019年5月在我退休前夕,洋洋五十二萬言的《程少堂傳》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這當然是語文味成長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件意義極其重大的事件,同時也標志著梁青從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已然成長為一位貨真價實的學者了。

 

梁青深度融入語文味研究,既是大智,也屬大勇之舉。《論語·學而》記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跟老師孔子請教說,貧窮而不諂媚,富有而不驕傲,這樣做怎么樣?孔子說,這樣可以了,但還不夠(還可以更好)。臺灣大學哲學系傅佩榮教授講學時說,他常常把孔子這句大意為“不錯,但還不夠”的話作為座右銘。梁青的水平已然相當不錯,但好學不倦的她卻總是感覺到自己的學識不足。孔子曾說過“知恥近乎勇”。梁青認為自己的學識不足,這不也是一種“知恥”嗎?因此梁青的舍近求遠深度融入深圳的語文味研究,可以看成是一種“知恥近乎勇”的典范。

 

這里我想強調的是,我把梁青深度融入語文味研究看成是大智大勇之舉,還有更特殊的原因。辯證法告訴我們,像任何事情都有陰陽兩面一樣,世間任何人與人的關系也是有一利很可能就有一弊。換言之,對一個人只有利而無弊的人際關系,只能在幻想中存在,現實中是不可能有的。更極端的例子是,我們的生活中有時會遇到這樣一種人際關系,即表面是朋友而實際是敵人。例如我們絕大部分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一種經歷:面對有些所謂朋友我們有時候真想沖著他或她大喝一聲——有你這樣的朋友,我還需要敵人嗎?隨著語文味從當年的星星之火演變為烈烈燎原之勢,語文界對語文味的影響羨慕嫉妒恨直至攻擊詆毀的人有之,嫉妒同時又想趁機搭便車消費語文味的人有之。當然,迄今還沒有發現廣東語文界有人公開發表文章詆毀攻擊語文味的。不過世界確是復雜,事情常常有另外一面。有一句話說得深刻,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不能直視,一個是太陽,一個是人心。在我1999年底進入廣東語文界之前,廣東語文界基本上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廣州本土名師的“天下”。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我來了。在紅塵滾滾的深圳,“兩手抓”即又想賺錢又想做出真正有價值的學問來的人是不少的。可是魚和熊掌兼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從高校來到深圳做市中學語文教研員迄今二十年,從不炒股不炒房(其他人炒股炒房沒什么錯),數十年如一日心無旁騖激情澆鑄于語文味研究,通過知行合一的研究方式,將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相濡并進捆綁提升,特別是從2002年開始就主講以《荷花淀》為代表的一系列全市性大型公開課,這些公開課在中國語文界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2002年4月11日在深圳中學主講的全市大型公開課《荷花淀》一課影響“巨大”,被認為是開創了一個教學流派。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在中國語文界浪得虛名,前期與其說主要是由于提出語文味理念,不如說主要肇始于《荷花淀》一課的“巨大”的影響。到2007年,《程少堂講語文》作為華南片唯一代表入選語文出版社出版、于漪領銜主編的“名師講語文”叢書。當然,這并非一定是在華南片我的水平最高。“名師講語文”叢書另一位主編、《語文教學通訊》初中刊主編、現《語文報》社社長劉遠先生曾直言,廣州有幾位語文名師原本是有一些影響的,但后來沉不下心來坐冷板凳都去賺錢了,學術上的影響就漸漸消失了。我想這大概就是我這個外來者“撿了漏”的原因。至2009年,我又入選教育部主管的《中國教師報》《基礎教育課程》雜志社聯合舉辦的“建國60周年從課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2009年被四川師范大學入選該校的選修課《當代十大名師研究》課程及其教材(后來還入選過其他高校編寫的教材)。從2006年左右開始,全國各地高校碩士研究生以我和語文味為研究選題的碩士學位論文不斷增多,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張巖近三十萬字的長篇優秀碩士學位論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語文教育思想研究》在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我國學術界首部研究在職語文教師的評傳性學術專著。十數年來各地出版的許多本全國性語文名師選本,在華南片都不約而同地只選了我一人。面對本人這些接踵而來、“節節攀升”的非體制內的社會性學術榮譽和影響,語文界的學術生態開始失衡。有一些人不太服氣,這樣的人廣州語文界自然也是有的,而且不止一個兩個,我搜集到一些這方面的生動素材,但決定不在這里公開。不公開,主要原因是我認為這不服氣屬于正常。為何說正常?因為你一個人勝過一直浩蕩的隊伍,別人能舒服嗎?用古人的話說就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用我的“名言”說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不服氣。不過這些不服氣絲毫不影響我的心情。我在退休的前一天即2019年5月7日晚上給自己寫了一首詩《退休吟》:“從來絕調難為成,偏有妙曲譜人生。門前滾滾紅塵鬧,心中翛翛神燈明。唯有激情多奇志,敢做語文一陳勝。長嘯一聲歸去也,功過自有后人評。”這首詩高度濃縮了我的執著的、求仁得仁的奮斗經歷,也很好地反映了我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我的確在紅塵滾滾的廣東“撿了漏”,那是因為我“心中翛翛神燈明”。由于學術影響大,我在北京大學等“大地方”講過學,在廣州也講過不少學。不過在廣州講學,都是外地一些高校或廣州市下屬的一些區的教學研究室請我去講的。2011年12月21日,廣東省教育廳教學研究室邀請我在廣州面向全省語文教師主講過一堂大型公開課《錦瑟》,這堂課當然也很成功,并引起很大反響。不過廣州市教學研究室的語文學科二十年間從未請我去講過學。他們沒請我到廣州講學正常,因為我也沒有請他們到深圳講過學,雙方沒有來也就沒有往,因此談不上誰屬于“非禮也”。但可以預料,作為廣州的一名年輕語文教師,梁青舍近求遠加入深圳的語文味研究隊伍,當然就可能會引起她周圍的某些人的不快,有時甚至會遭遇或明或暗的打壓。以梁青之智她絕對不會認識不到這一點。但梁青是“勇者不懼”。不想淪于平庸,追求通過學習、研究、運用語文味教學理論來提升自己的教學水平和教學境界的梁青,“此心光明,夫復何求”?因為追求高格,心地光明,梁青對與語文味建立深度聯系于她個人帶來的一些可能的不利因素從容面對,坦然承受,并執著地在語文味研究的道路上堅定前行。也難怪有了這些生命體驗的梁青,在教學蘇東坡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時候,別有一種更感人的力量。當然,面對自己在某些評審中遭遇不公甚或打壓,梁青難免也會有難過之情。這時她會跟我打電話釋放傾吐,我就會一如既往地安慰她,跟她聊天講故事。我跟她說,著名文藝理論家、幽默美學家孫紹振先生在學術界的名氣夠大了吧?可是孫紹振先生最近親口告訴我,他在福建師大中文系曾長期遭受個別當權者的打壓。聽孫紹振先生這樣說我開始感到驚異非常,但很快就完全認同,因為天下烏鴉不是一般黑嗎?就我自己,一些語文界的朋友曾謬獎“程老師這二十年一直屬于語文界的‘一線’名師”,這在語文界混得滿可以了吧?可我不是也常遭打壓嗎?但青山遮不住,何況小石子;青山遮不住,浩蕩東流去。他們打壓得住我么?幾年前我應深圳市福田區的邀請在福田區的一所小學主講了公開課《伯牙絕弦》,并把它作為我在深圳語文講壇上講公開課的封山之作。我為什么選擇《伯牙絕弦》作為封山之作?是因為我認為,這個故事說明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是很難的。伯牙當然是厲害之人,因此子期一死,伯牙就對這個世界徹底絕望了,他從此不再奢求別人的喜歡。我跟梁青說,你聽了這堂課后寫過賞析文章,你對我講這堂課的動機不是很清楚的嗎?《圣經》上有一句話大致是這樣說的,有福的人會按照自己的節奏生長,無論生活的洪流如何,不緊不慢,不疾不徐。我鼓勵梁青,高手永遠是盯著目標做事,只有認準目標,精于一事,將一件事情做到極致,才有可能真正創造價值;天下研究語文味的人很多,你喜歡并堅持你的語文味研究就是有價值的目標,因為如果語文味消失了,那留著語文有何用?哈!我還跟梁青講物理學大師、德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和量子力學的重要創始人普朗克的故事。和愛因斯坦并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大物理學家之一的普朗克,因發現能量量子化而對物理學的又一次飛躍做出了重要貢獻,在1918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量子力學的發展可能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發展,甚至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要重要。普朗克年輕時也曾受到不少老一代名家的打壓,他在與老一輩科學家爭論時寫過一句后來成為名言的話:“要接受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并不用說服它的反對者,而是等到反對者們都相繼死去,新的一代從一開始便清楚地明白這一真理。”我帶著調侃安慰梁青道,你深度融入深圳的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若干年后回頭看堪稱壯舉,因此你不要太看重那些不理解或打壓,有不理解或打壓,正說明你有些厲害,厲害的人從來不苛求別人的喜歡,你堅持做自己的事就得了,慢慢熬,等到有一天打壓你的人都死光了,你就出頭了不是,哈哈!這些故事和笑話中的堅韌與幽默,通常會讓梁青破涕為笑。

 

接下來說說梁青之仁。

 

梁青之仁,首先表現在其心無旁騖專心做自己的事,為人低調。在學習交流的過程中我常常跟梁青講,酒香也怕巷子深,把自己的學術觀點作適當的宣傳推廣是可以理解的,但勿淪于過度炒作的泥沼,過度炒作就庸俗了。比如有的年輕教師出一本自己的課堂教學實錄,這本來是好事,但幾十篇課堂教學實錄每一篇都硬請語文界的一位“名人”寫點評,就未必合適。我認為,重要的、影響較大的課例請名家寫點評,是可以的。但一本書幾十個教學實錄篇篇都請語文界一位名家寫點評,有那個必要嗎?是否名家一點評,你的課就得道升天變成名課了?事實并非如此。而且有的所謂“名家”未必真有多少料,他說的話能有多少道理或真理的成分?梁青從不做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事。

 

梁青之仁,還表現在她學術上心地單純,從不惹事。這與其說與她的性別有關,不如說與她的品性有關。我經常跟梁青講,專心做自己的研究,盡管學術可以商榷與爭鳴,但商榷與爭鳴要基于真實的研究心得,且要堅持“三不”原則,即不詆毀,不夸張,不歪曲,而不要在沒有盡可能全面了解、準確地理解一個學者的情況下,就孤立地抓住只言片語隨便批評別的學者;更不要功夫不是放在做自己的研究上,卻企圖通過抓住一個名人罵一頓來博名,甚而至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慣于使用學術倫理上最不道德的手段——曲解,那是學術下三濫的做法,為真正的學者所不齒。胡適當年就提醒他的學生說,做學問不可隨便批評其他學者。胡適為何有這種指點?我的看法是,同一領域的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一個問題,每個人都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合起來,可能就是整個大象,這是多好的事啊!但現實中總有個別摸到大象的尾巴或者甚至什么都沒有摸到的人,必欲把摸到大象的頭、屁股或大腿的人干掉,以顯示自己的高明。一個做學問的人,不是通過長期勤奮深入地研究來占領學術高地,而是企圖通過詆毀名人,靠雕蟲小技、旁門左道去擠占他人的學術空間,以達到消費名人的學術觀點和知名度來達到“學術彎道超車”的目的,這樣做可能得逞于一時,卻不會得逞于永久,因為學術史不相信欺騙,只相信實力。這些方面梁青做得很好。

 

梁青之仁,還表現在其學術態度嚴謹。胡適在治學上反復強調“不茍且”,他到一個學校演講“做學問的方法”時便說:“科學方法只是不茍且,不懶惰,肯虛心的人做學問的方法。說破了不值半文錢,學起來可要畢生的努力。”(《胡適全集》第32卷,第323頁)胡適在倡勤、謹、和、緩四字訣時又說:“謹即是不茍且,一點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茍且,即謹,即是慎。”(《胡適全集》第24卷,第612頁)我曾經多次講過,華東有位語文特級、正高級教師自稱他的文章數量在中國語文界數第一(其實語文界還有人的文章數量比他多不少)。各行各業都有人炫耀數量而不是質量。不錯,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文章數量多,一般說來是一大優點,起碼說明這人很勤奮,喜思考,筆頭快,有毅力。但數量不等于質量,光是數量,總覺得不是檔次很高的人該炫耀的事情。孔子和蘇格拉底都沒有文章流傳下來,可在人類思想史上有誰比他們兩位的地位更高?據說古今中外寫詩最多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寫詩五萬首,但乾隆在中國文學史上毫無地位,五萬首詩無一句留傳。日本學者平岡武夫在《唐代的詩人》《唐代的詩篇》中,將《全唐詩》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編號作了統計,結論是:該書共收唐詩四萬九千四百〇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條,作者, 共兩千八百七十三人。張若虛的詩僅存兩首于《全唐詩》中,其一為《春江花月夜》,乃千古絕唱,有“盛唐第一詩”“以孤篇壓倒全唐”之譽。可見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也不是由作品的數量決定的。黃炎培先生的孫女、因反對三門峽工程而在中國水利史上名垂千古的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先生的女兒、著名數學家楊樂先生的夫人黃且圓,出過一本名叫《大學者》的書。這本書主要講述了胡先骕、孟昭英、陳省身、黃萬里、彭桓武、王元、丘成桐等七位享譽中外的大科學家的故事。書中記載有我國著名數學家王元院士的一句話(大意):“最近看陳景潤的文章,覺得他的文章有三分之一是不要寫的,而我自己的文章有二分之一是不要寫的。”真正杰出的學者就是這樣看待學術論文或文章的。我又從一位著名學者的文章中讀到過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大學問家,每當有人向他介紹一個人物時,他必定要問:“哪句話是他說的?”在這位大學問家看來,某人要想被稱為一個人物,那他必須說出點什么別人沒有說過的話來。竊以為“哪句話是他說的?”是被稱為人物特別是被稱為有貢獻的學者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是的,你的文章數量很多甚或最多,可喜亦可賀,可是請問,哪句話是你說的?哪篇文章是你寫的?我的體驗與觀察讓我確信,無論是中小學教師還是其他領域的學人,做學問要做出一點名堂,以不辜負生命,不容易。學者的論文質量比數量更重要。學者的價值在于其內部發展的高度,而不在其比如做官的級別,或者文章的數量,或頭上戴的帽子這些外在發展的“高度”。我還認為,對教育科研有興趣的一線中小學教師,從愛好科研到成為學者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在部分中小學教師就是憑著編寫一本教輔資料甚至“抄”一本就能評上一個特級或正高級混得一個“名師”頭銜的現實面前,梁青從一開始走上學術研究道路就學風嚴謹、踏實。經過多年艱苦學術訓練磨礪,梁青文章數量雖不算多,但質量不錯。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后世學術界對儒家的仁有很多種解釋,其中有一種是否定式的解釋,有一種是肯定式的解釋。否定式的解釋是“仁者不憂”,肯定式的解釋是“力行近乎仁”。“仁者”為什么會不憂呢?梁啟超在其演講《成為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中指出,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而仁者既不憂成敗,也不憂得失。梁啟超這個演講中還引用《易經》中的“君子以自強不息”和《論語》中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等名言,認為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么成敗可說呢?梁青在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上正是體現了不憂成敗與不憂得失這兩種優良品質。她從不計較學習、研究、推廣語文味教學法的成敗,也不考慮學習、研究、推廣語文味教學法給自己帶來的得失,只是因為她喜歡,所以她學習,她研究,她推廣。因為發自內心喜歡語文味,因此梁青努力實踐語文味教學,而且是所有喜歡語文味教學的語文教師中最努力實踐的一個。

 

中國傳統文化還認為仁就是擇善固執。這里的固執不是頑固偏執,而是持之以恒。梁青的仁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執著堅持在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上的“力行”。作為廣州市越秀區中學第四學區主任助理,她組織學區各成員學校語文老師赴深圳參加語文味公開研討課活動;敢于在廣州成立語文味教學法研究基地,并舉行語文味教學法宣講會,邀請深圳多位名師蒞臨廣州講學語文味;敢于在區域內舉行語文味專題研討會,并邀請我作語文味專題報告;敢于接受邀請赴韶關面向全省名師工作室成員講學語文味,應邀赴廣東仲元中學講學語文味公開課《道士塔》,如此等等。由于她的“力行”,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在廣州這個“特殊”的地方也扎下了根。

 

梁青在實踐語文味教學上的“力行”,還特別表現在她在研究語文味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教學語言——人間語文。我認為,做好的學問也必須要考慮三大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根據中國傳統學問方法,做學問(包括教語文),光知識積累是不夠的。從書本、從別人的經驗,從經典著作里學來的還都只是知識,上等的學問要學成知道,這種知道的狀態一定是在自己的實踐中反復體悟發生,只有在自己的生命中印證到的東西才是知道。所以把知識轉化為知道才是做好的學問和教好語文的根本。這種長時間的體驗、印證才能積累出自己的自信。真正的學問成長,就是這種自信心的成長。這就是中國傳統學問方法的精髓——“學問生命化”與“生命學問化”,也是我作為教研員成功之“堂奧”。這一“堂奧”在我的教研工作中具體體現為“教研工作課題化,課題研究教研化”,即把工作當成學問來研究。梁青這本《從語文味到人間語文——梁青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也是其學問生命化或生命學問化、學問工作化或工作學問化的有益嘗試,其中有作者梁青對語文之道的一些思考與反思,誕生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帶有某種教學哲學的性質。什么是教學哲學?我認為,所謂教學哲學,就是基于但超越純技術的層面,思考反思怎樣才能好好教書,這樣的思考與反思就是教而上學,就是教學哲學。我也一向認為,如果說世界上只有兩種教學法,那么一種是技巧成為思想的羈畔,或者說技巧凸顯思想退場的教學法;一種是技巧為思想服務,或者說思想與技巧齊飛的教學法。梁青的思考與實踐,當然是屬于后一種的努力和追求。她的這些思考與實踐自然還有許多可以上升與豐富的空間,但不要小看這些剛剛萌發的思想的力量,因為有生命力的思想的力量有時如蝴蝶的煽動的翅膀。

 

 

梁啟超在《成為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的演講中認為,“我只是為學問而學問,為勞動而勞動,并不是拿學問勞動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為我們‘所得’的知。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么得失可憂呢?”我認為梁青之仁最杰出之處也正在此——在物欲橫流,將他人當作手段,誘導人們相遇的力量大都基于功利目的之現實面前,她難得地堅持人和人的某些關系應當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而舍近求遠,主動地與深圳的語文味研究建立了深刻的聯系;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把語文味研究當成“他”的課題,把與“他”的交集僅當成獲取“我”的好處的手段,而把替語文味研究做一些事情當成是所謂“失去自我”的時候(實際上這類人在學術上哪里有“自我”,因此何以談失去),梁青卻把語文味研究看成是“我們”的課題,并把投身語文味研究過程當成是為語文味理論發展做貢獻,同時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時間和實踐業已證明,對語文味抱持通過學習、研究、運用來提升自己為目的的梁青,在勠力同心、聚焦語文味研究為語文味研究做出貢獻的同時,客觀上已然很好的實現了自我的價值。梁青從不把和語文味的交集帶來的一些有利影響看成是目的,而是視之為如江上清風和山中明月一樣地自然而然。 

 

于丹教授在央視講《論語》時認為,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內心的強大可以化解生命中的很多遺憾。從這個意義上說,外表溫婉、優雅的梁青是一個內心強大的人。梁青跟我問學多年,天資聰慧,領悟力強,加上刻苦,勤奮,執著,有恒,一個“抗戰”下來,進步巨大。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在現有不少“特級苕”“正高苕”“名師苕”的當下,梁青絕不是一個“光蛋苕”“高級苕”“名師苕”。具體說,就教學實踐即講課能力而言,梁青與我認識的不少水平不錯的特級、正高級教師相比,并不遜色,甚至比其中的不少人還要強一些;就教育教學研究能力而言,梁青發表的語文研究文章、著作質量,不少屬上乘,其代表作的水準,比我所見的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中的不少人要高一個層次;她的書法和口頭表達在一線教師中更是上等水準,可以做許多特級、正高級教師包括我本人的輔導老師(當然她口頭表達上的幽默感比不上我)。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依我看來,作為一個年輕的語文名師,梁青雖然沒有暴得大名,但幾乎沒有太短的短板。我甚至要說,梁青雖然現在既不是特級也不是正高級,只是一介中學高級教師,但就她通過長期堅持不懈地追求,用時間、實踐和汗水,逐步磨礪出來的實能和做出的實績而言,我認為現在她比有些特級、正高級教師要強一個數量級,比某些特級、正高級教師甚至強不止一個數量級。這么說吧,相比較而言,我覺得某些“高帽子”很多的所謂“名師”是人造革,而梁青是真皮。

 

 

古今中外許多思想家、藝術家都討論過人和人之間的溝通之困難及其所帶來的宿命般的孤獨。笛卡爾認為,“人是無法同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他人取得一致的。這個我是無法通過我思接觸到他人的。” 薩特甚至指出存在主義哲學的第一原理是“人與人在本質上是無法溝通的”。英國大作家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寫道:“我們每個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獨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國社會學家李銀河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的生命體驗時說,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于無法溝通,人在這個世界上是絕對孤獨的。我對這些名家的觀點不僅抱有深刻的認同,而且感同身受。但加強人際交流能否克服這種無法溝通的孤獨感呢?我認為不一定能。美學理論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距離產生美”,這句話也就意味著交流未必會增進共識。是的,子期的珍貴,伯牙的絕望,不正是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那種用生命來回應靈魂發出的曠古的呼喚之稀缺?佛說這一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上一世的重逢。而我與梁青的相識是與我自己的重逢。梁青是這個世界上最理解語文味、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最理解我的人。一千多年前的李白曾用“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詩句來表達對韓朝宗的敬仰,我則要用“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梁太史”來表達我對與梁青相識的慶幸。而其實,對語文味而言,梁青不僅起到了類似于太史公的作用,她更是一個智慧的愚公,是除了我自己之外,對語文味最上心,為語文味付出最多,最持久,最刻骨銘心,貢獻最大之人。毫無疑問,梁青的付出比我的付出要更辛苦、更艱難一些。梁青是語文味的宣言書,梁青是語文味的宣傳隊,梁青是語文味的播種機。梁青執著地不懈地對語文味理論與實踐進行艱辛探索,用她的智、勇、仁,用她的不惑、不憂與不懼,用她的善良與耐心,堅韌與激情,體貼與力行,為語文味理論與實踐探索增添了特殊的光彩,做出了其他任何一位喜歡語文味的教師根本做不出的,創造性的,卓越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如果語文味有一天可以進入中國語文教育史,那么梁青就是語文味成長史上一個富有美學色彩的隱喻,她的傾心加傾情之投入極大豐富了語文味成長史的內涵,使語文味理論與探索的歷史成為一部可歌可泣的多姿多彩的畫卷。梁青的靈魂早已與語文味合而為一,她獨享著這過程中充溢的煎熬與滿足,同時在這過程中有力地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與價值。積土成山的語文味之巔上的每一顆粒和每一片巨石,唯有對梁青才形成一個世界,她付出汗水的過程本身足以使她感到充實與幸福。可以預言,梁青的名字與靈魂,終將、必將與語文味同在。

 

何因不歸去,嶺南有春天。十四載沐風櫛雨,五千天砥礪前行,魂牽夢縈,艱苦卓絕,于萬馬奔騰之中一騎絕塵,回頭一顧,在生命的深切呼喚與應答中,攜手同創的語文味共同體玦玉已然成環,當年的陌生人,已如親人。

20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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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青:《從語文味到人間語文》 后記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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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2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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