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索
高級
 本站專題
 · 語文味集錦
        
   欄目導航 網站首頁 課題之窗語文周易
文章標題: 《不怕挨罵:侯寶林成功秘訣》
出處:語文味網      閱讀次數:13217
 版權申明:本站發布的原創文章或作品版權歸我站和作者共有,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和作者。本站所提供的所有文章及作品,如需使用,請與原作者聯系,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不怕挨罵:侯寶林成功秘訣

 (程少堂按:為研究語文味課題中的教學幽默,買到一本薛寶坤著《侯寶林和他的相聲藝術》,讀完后感觸頗深,特別是讀到“有人問侯寶林成功的秘訣,他回答得挺干脆:‘不怕挨罵。’再問他對待罵者的態度,侯寶林則爽聲大笑:‘不予理睬’”時,我也大笑。以前哪里知道,中國相聲大師侯寶林,當年竟是相聲界挨罵最多的人!其實大師當年都挨過罵,有的甚至一直有人罵。不挨罵成不了大師,著名的例子遠有孔夫子,近有魯迅。其他的例子就用不著多舉了。侯寶林大師的態度應該成為一切成功者的座右銘以下是我從書中選出的有關章節。)

 

 

不怕挨罵:侯寶林成功的秘訣

引自薛寶坤《侯寶林和他的相聲藝術》

 

第三章、在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他和“相聲改革小組”

   有人問侯寶林成功的秘訣,他回答得挺干脆:“不怕挨罵。”再問他對待罵者得態度,侯寶林則爽聲大笑:“不予理睬。”是的,大概在相聲行里,侯寶林是挨罵最多的一個。同行人罵似有幾分道理,因為沒有一段節目經侯寶林之手是不加改動的。比他輩分高的長者,認為他帶藝拜師根底淺薄,缺乏基本功訓練。這當然是誤解,一聽就會、過耳不忘的侯寶林,有哪一段相聲不背如流水、滴水不漏呢?和他同輩的名家,如年紀比他小,資質比他強的常寶堃,也覺得他“出格”太遠了。雖然常寶堃本人素以“會的寬、活瓷實、使得活”出名,但他不能同意侯寶林竟在《講四書》、《講三字經》一類純屬“說”的節目里,加進一段京劇唱段《賀后罵殿》,在故事性很強的《拴娃娃》里,唱一曲妙峰山山歌。而侯寶林則認為“活”本來就具有靈活多變的含義,這不是沒有根據的胡來。因為《賀后罵殿》里的那段唱詞,也有封王封姓的情節,而《百家姓》里把“趙”姓列在第一個,正說明它是宋代的產物。至于在《拴娃娃》里唱那一句山歌,不僅活躍了觀眾情緒,而且一下子把人們帶到了氣氛很濃的規定情景里去。又加上侯寶林善于學唱,在一個以說為主的節目里,讓觀眾得到更多的藝術享受,這不是順理成章的嗎?至于名聲稍遜于他的,則更是喋喋不休,當面破口了。一次,他穿了一身西裝在街上碰見了他的同行,這位同行譏諷地說:“嚇,‘人’啦!這還象說相聲的嗎?”侯寶林滿不在乎地說:“‘人’啦怎么的?說相聲的就不是人嗎?就不能過人的生活?只要我活著,就非把相聲打進藝術圈兒!”這位同道半譏諷半贊揚地說:“行!你是相聲的改革家!”“改革”二字在當時并不是褒義,它有欺師滅祖、無規無矩的味道。

 

   一個人的成功,總是要經過一番曲折的。中國是小農經濟的土壤,狹隘和偏見長時期蒙住人們的眼睛,盛產嫉妒。在知識分子中有文人相輕,在有產階級中有爾虞我詐,在市民圈子里有你欺我騙,甚至于相互扭打、破口大罵。不怕挨罵,算不得勇敢,但罵的有樂就更難得了。因為它已超脫了傳統偏見,另有堅強的精神支柱。侯寶林似乎有特殊的稟賦,他常說:“不挨罵,長不大,寧可讓人罵你,也不讓人可憐。”因為后者只是無能的表現。老實并不盡是人的可取之處,老實又有本事才是一個真正的人。“你挨罵,說明你做了工作,有了成績。”這一看法,一直是他對生活態度的一個方面。

 

   由罵人而不罵,由冷漠而逢迎,這大概又是罵人者的行動邏輯。解放前的侯寶林,身邊已略有幾位追隨者了。這和那個時期相聲瀕于死亡的情況有關。日寇統治的八年,是人們失望的八年,而國民黨統治的四年,是人們由希望而絕望的四年。其他方面的情況我們不消描繪,相聲界的腐敗已經臭不可聞了。比戲劇舞臺上《十八摸》、《戲迷小姐》更有甚者,相聲舞臺上則是《大娶親》、《牛頭轎》、《口吐蓮花》、《妓女打電話》、《流行歌曲》、《反七口》、《家堂令》、《群曲上壽》、《搶王八蛋》等一類黃色下流的節目。而“地上”的節目更慘:《武則天》、《捏蚊子》、《修尖兒》、《傻子學乖》等烏煙瘴氣的節目大量泛濫,只《嫖論》就有十幾段,“葷口”的節目不少于五十段到一百段。這那里是藝術?簡直是“精神妓院”!盡管使出了全部招數,但觀眾卻冷冷落落。藝人們并不懂得,腐敗的只是社會并不是人民。迎合了低級趣味,就必然拋棄了正派觀眾。而正經老實的百姓是大多數的。那時侯,無論是北京的“天橋”,還是天津的“三不管”,稍微規矩的人家都囑咐孩子們千萬不能到那兒去玩。威脅之一倒不一定是花街柳巷的妓女,而是生怕湊進相聲場子把孩子們帶壞了。一句話,中國完了,藝術完了,相聲也完了。

 

   新中國成立,給相聲帶來的變化是難以言狀的。原來的“藝人”,現在被稱為“同志”了,原來“臭說相聲的”、“伺候人的”,現在變成黨的“文藝工作者”了。政治的解放和經濟的翻身,幾乎是同時的。物價再不是一日三漲了,再不象相聲《昨天》里所描述的,開始還能約二斤棒子面,但是眨眼工夫就只夠打漿子的了。“藝人”們有吃有穿、衣食溫飽了。但是他們身上的“藝術”,作為報黨之恩的本事,非常遺憾,還是原來的一套。一次,北京的一家工廠請來相聲演員表演節目,目的是配合當時正在展開的思想教育運動。但是,節目卻還是《俏皮話》一類陳舊不堪的內容,里面充滿了“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夠不著,我的兒子;武大郎賣豆腐——人熊貨軟,我的孫子”等庸俗低級的趣味。盡管這幾位演員信心十足,熱情積極,以為這就是為工人階級服務了。但是,工人們卻十分冷淡。工廠的領導沒等節目演完,就把他們“請”出去了。這件事,現在看來有些滑稽可笑,但在當時卻是實在發生的。一個社會制度的突然轉變,必然帶來藝術上的一度混亂。解放初期的戲曲、曲藝舞臺,特別是“地上”,以及茶園、小戲棚子之類。往往外面貼的是一本正經的節目廣告,里邊卻仍在兜售黃色下流的玩藝兒。有時新文藝干部一來,即慌忙改唱“東方紅”。也有的藝人,如吹鼓手之類,竟然在死人出殯的依仗里,吹起了《解放區的天》等曲子。他們并不盡是拒絕或反對為新社會服務,而是不知道怎樣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相聲演員被趕出來這件事,引起了北京相聲界的強烈反響,也引起了侯寶林的深思。有的同志灰心絕望,覺得自己就要失業了。有的同志提出:我們還年輕力壯,應該改行干別的。也有人認為:相聲這行就不是真正的本事,騙得了社會,騙不了共產黨。而大多數藝人則不管不顧,揚言:愛怎么的就怎么的,過去怎么樣說現在還怎么樣說。侯寶林不同意上述意見,他覺得這不單是相聲界的問題,戲曲舞臺比我們強嗎?那種大賣色相、怪腔怪調的時髦戲劇比相聲強嗎?相聲應該改革,應該成為藝術,應該讓大學教授都愛聽,這是他多年以來的宿愿。他雖然還不理解黨的文藝政策,但是他堅信共產黨不會取消藝術,堅信他的宿愿一定能夠實現。

 

   “相聲改革小組”不是他首先倡議的,但是他首先響應、積極贊同。那時,他已經作為相聲界名人,參加黨召開的一些文藝工作者會議了。在會上,他認識了老舍、吳曉鈴、羅常培這樣一些文人學者。他們過去是他的老觀眾。他聽說老舍先生在抗日時期的四川寫過相聲,在美國教學期間還以“票友”身份演過相聲。于是,他就和孫玉奎等同志一道訪問了這些文人。他們都支持“相聲改革小組”,并答應編寫了一些新段子供他們演出。

 

   有了藝術高手的支持,侯寶林他們的信心更足了。那時他并不象多數藝人那樣毫無著落,憑著他過去的名氣,以及節目清新優美的特點,在大劇場演出,每月仍有富裕的收入。但是他決計參加“相聲改革小組”,把藝人們組織起來。開始只有一、二十人,以后有陸續有人參加。他們的改革步驟也很簡單,在收入上平均分攤,不管能耐大小,名聲高低,一律按人頭兒取份。而在改革上則是去舊更新。首先鏟除“葷口”凈化相聲的語言,去掉那些諸如“要穿貴人衣,需生貴人體,要吃貴人食,需長貴人齒”、“造化不小”、“福分挺大”等一類陳舊的語言。每天有兩個人到各演出場所“監聽”。凡是有臟字兒的,則馬上記下來請演員割除。這看起來輕而易舉,但對于形成慣性有無文化的藝人來說,則是難而又難的事情。緊接著是學文化,把老舍等先生們寫的一些成功作品,交給那些底子薄、藝術軟的演員。讓他們嘗到藝術改革的甜頭,增強信心。而他自己則身體力行,和孫玉奎等同志合作,創作并改編起新節目來。經過一番努力,他們已經積累了堪于一試的一批新節目了。為了提高相聲的聲譽,增強同伴的信心,他們租用大劇場演出,沒想到,竟與當時一流京戲演員荀慧生、裘盛戎的票價一樣,戲票搶售一空,他們的實驗演出獲得了圓滿成功!以后,接二連三幾次演出,又都是滿場滿彩,相聲的威望提高了,藝人們的失望情緒掃除了。從此,相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應該怎樣評價這個開始只有十來個人的相聲改革小組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把相聲的命運和黨的事業自覺地聯系在一起了。文藝不是“齒輪和螺絲釘”嗎?這個小小的螺絲釘擰在了黨的宣傳機器的機體上,就使這個機器增加了威力,也同時使這個螺絲釘具有了真正價值。從此,相聲不止是人們開心解悶兒的“玩藝兒”了,而是通過“開心解悶”——通過笑——這是相聲的武器,成為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了。回顧三十年來侯寶林所說的幾百段、所寫的幾十段相聲作品,有那一段不是為了黨的宣傳任務而產生的呢?宣傳品不一定是文藝,但文藝必須是宣傳品。打倒“四人幫”以后,有人對“宣傳”二字持有懷疑態度,他們認為那些粗制濫造的作品,都是由“說中心、唱中心、演中心”這個口號造成的。侯寶林對這一說法持有不同意見,他說,這個口號固然不夠科學,但相聲和其他的藝術形式不同,它短小精悍,被稱為投槍、匕首,來得快,使得活,不用它配合中心,難道還使用那些“傻、大、黑、粗”的重型武器,如長篇小說、大型歌舞一類的形式嗎?問題不在于是否要配合,而在于這“中心”正確與否。現在回顧“大躍進”時期的很多作品站不住了,是因為“大躍進”本身就是極“左”、浮夸的產物,而三十年來的一些成功之作,如《婚姻與迷信》,就是配合當時宣傳婚姻法的,《一貫道》是配合鎮反和清除反動會道門的,《夜行記》是配合宣傳交通規則的,《美蔣勞軍記》是配合反對蔣介石妄圖返攻大陸的,如此等等。侯寶林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用他的話說:“黨的中心任務如果都不去配合,那么,黨不就成了光桿司令了嗎?”如果從文藝與黨的關系來看,文藝當然是從屬于黨的。如果把“中心任務”和實實在在的生活統一起來,這話就是千真萬確的了。但是,遺憾的很,三十年來,我們往往強調一種傾向,卻忽視了另一種傾向。我們把“中心任務”和真實、生動、具體的生活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以政治替代文藝,以標語口號代替文藝形象,以配合中心代替深入生活,于是,“配合中心”的說法,就成為人們脫離實際的防空洞,甚至成為假、大、空話的同義語。侯寶林舉出的那些例子,是政治熱情的產物,是“中心任務”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而成功的原因是他有豐富生活的后盾,它們其實也還是從生活到藝術,而不是以“中心”代替生活。

 

   第二,是明確了相聲的諷刺特長,自覺地把它當作手中的武器。在這以前,侯寶林雖然是個“好說相聲”的,但他在理論上并不明確“諷刺”二字的真正含義,并不知道諷刺還有對敵人和同盟者的界限之分,“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以及諷刺還要有準確性、分寸感等等。他只知道相聲是“招笑的”什么樣的故事可以編相聲,什么樣的話是相聲的語言。雖然他在日寇統治時期,就諷刺過當時的“紅頭火柴”,說他們“只響不著,可以買回去當砸炮兒”。但是,他的拿手節目,尤其是“學唱”節目,就其主要傾向來說,是屬于“幽默”而并非“諷刺”類型的。他還不是就相聲的現實主義諷刺傳統出發,自覺地拿起并磨礪這一武器,而主要是從他的“本事”——特長出發,在形式和風格特點上嶄露他的頭角。現在不同了,他是黨的宣傳員,黨需要他用相聲這一鐵帚,清除舊世界的種種垃圾,于是,他毫不猶豫地在這方面下苦功夫。從長于“學唱”到致力“說逗”,因為他們能夠鞭辟入里,活靈活現,世界上再沒有比語言這個東西更神秘奧妙的了,象人們常說的“他能夠粘住一切東西”。后來,侯寶林被稱為語言大師,“相聲改革小組”給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三,就是增強了使相聲成為“藝術”的信心。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現在有了實現的可能了。黨重視這個小組,派來了聯絡員;文人學者重視它,經常給他們供應作品、提供素材。老舍、羅常培、吳曉鈴等先生還經常撰文,指出缺點,明確方向,引經據典地把古代俳優的光輝事跡介紹給他們,啟迪他們的思想和才智。此后,在他們取得一番成績以后,中央的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陳毅等同志都關心相聲,一個“撂地”出身的窮孩子走進了“懷仁堂”、“紫光閣”,成了受人尊敬的“座上賓”。相聲真的登上大雅之堂了。從此,侯寶林日之所思,夜之所想的,就是提高相聲的藝術格調,不僅使老百姓愛聽,也要使知識分子喜愛,不僅局限在北方,也要流傳到南國,不僅要工人喜歡,也要使農民發笑.........現在的侯寶林已經高瞻遠矚,頗有見識了。相聲藝術格調的提高,也以這個小組的成立為標志。

 

(二)象海綿一樣吸水

   “誰要能發現我解放前的‘墨寶’,誰將獲得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侯寶林經常這樣打趣說。因為在那個時候他的相聲已然不俗。往往洋洋灑灑,滔滔不絕,不是出口成章,就是引經據典。不了解內情的觀眾,還以為他是大學畢業,或是自學成才——用他的話說“祖輩是兩榜進士出身”呢!因此,每有機遇,觀眾總是請他簽名題字。而他自己則支支吾吾,或是“王顧左右而言他”,或是借口說:“你們的筆墨我是不習慣,改日再說。”這雖然是笑話,但也反映他還有點兒虛榮。但其中卻蘊涵著他不甘落后的雄心壯志。Y

   現在不同了,他所從事的相聲已經被稱為藝術,而他自己也成了“全國知名人士”、“著名相聲演員”。不學習怎么成呢?一九五五年,他參加了中央廣播說唱團,在填寫履歷表時,他在“文化水平”欄內寫上“初中程度”。用他自己的話說:“其實是小學二年。”這當然是自謙之詞,他的實際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初中。那完全是口耳之學,聽書,看戲,歷來是中國勞動人民學習歷史和文學的重要途徑。

 

   他的學習方法極其別致,歷史和文學同時并舉,現代和古代相互結合。他最關心的是古代的喜劇藝術,俳優是怎么回事,參軍戲的具體內容,而興趣最大的是古代的各種笑話。有時為了弄清楚一個詞,他要從西城跑到南城,去請教他最敬佩的吳曉鈴先生。往往是吳先生稍加解釋,他就馬上大徹大悟。比如參軍戲里的《三教論蘅》,原文只是一個故事梗概,說釋加如來、太上老君和孔夫子都是“婦人”。他一聽就馬上指出,“婦人”這個字眼喜劇味兒不足,如果翻譯乘一段相聲,應該改成“娘們兒”。這樣才能文白相襯、雅俗對比,把那些“先知”、“圣人”從天上拉到地下。又如《張協狀元》里有兩句下場詩:“黃河尚有澄清日,人可豈無得意時”,被古代優伶歪講為:“王和尚有成親日”。他一聽就說,這是方言包袱,該藝人一定說吳語,因為江浙一帶“黃”、“王”不分,“清”、“親”不分。雄厚的生活基礎,道聽途說的種種雜學,以及他才思敏捷的天然稟賦,往往使他的學習事半功倍。

 

   文化大革命以前,侯寶林是中國笑話書的著名收藏家,他的工資和稿費收入,除去用于生活,幾乎全部都花在這方面了。他從這些藝術寶藏里獲益非淺。有的利用它們的素材,有的吸收它們的手法。他雖然當時并無任何學銜,但是居然能輔導文學研究所的同志撰寫這方面的論文。然而,止于書本上的僵死笑話,他還嫌遠遠不夠。于是,他就在六十年代初期發起一個“星期笑話會”,每周在政協的休息室里請藝術界的同道們共同獻寶。這對于同道是一種休息,而對于他自己,則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大概在這以前,政協舉行的一次宴會,席間朋友們請侯寶林即席表演,但他的伙伴沒在,怎么辦?于是他便說了這樣一段“單口”,大意是這樣的:

 

   蔣介石臺灣政權搖搖欲墜,為了給這群丑類撐腰鼓氣,美國的三名首腦:艾奇遜、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親臨臺灣。臺灣當局在機場上布滿了歡迎的人群。這使得在機場上空的三個美國佬非常高興。艾奇遜說:“你看,我忘記帶來了禮品,如果把一些水果扔下去,兒童們準得高興。”杜勒斯不以為然,他說:“如果扔下去一些玻璃絲襪子、口紅,所有婦女都會高興。”艾森豪威爾則得意洋洋地說:“如果把美金、銀圓扔下去,男女老少都會高興。”這時,前面的駕駛員言語了,他說:“如果我飛機一翻個兒,把你們仨人扔下去,全世界人民都會高興!”

 

   這個單口博得了強烈效果。在場的陳毅同志大加稱贊。但這個節目是那里來的呢?它是侯寶林從一幅漫畫中得到啟發敷演而成的。可以說,凡是喜劇藝術,侯寶林都不放過:他把漫畫稱為“無聲的相聲”,他認為相聲也應是“有聲的漫畫”,在對話里有畫面、有形象、有意境,具有那簡練、含蓄、幽默、深刻的藝術格調。故而他在漫畫界有許許多多朋友。

 

   至于外國喜劇,過去侯寶林怎么可能知道?他只看過卓別林的《摩登時代》等有數的幾部電影。現在他要從阿里斯托芬開始了,什么哥爾多尼、莫里哀、莎士比亞,他都涉獵過他們的作品。這當然是潛移默化的,只是擴大他的藝術視野。但也偶有直接受益的地方,他從《堂吉訶德》那里懂得了荒誕,從《偽君子》、《慳吝人》那里懂得了類型和典型,從《一仆二主》那里印證了誤會和巧合是喜劇的必須手段,從《第十二夜》那里明白了什么是“莎士比亞化”。他欣賞莫里哀喜劇的命名,借用他《屈打成醫》的手法,把他的相聲《醫生》改名為《妙手成患》。中國成語里有“妙手成春”,稱贊醫生醫道的高明,把“春”換成了“患”字,就把那位在人家肚皮上安拉鎖的醫生,自詡聰明而實際愚蠢的精神狀態,以及作者的諷刺意味,在標題上描狀出來了。

 

   但侯寶林最感興趣的,是外國流行的民間笑話。英國人諷刺北愛爾蘭的笑話,歐洲人諷刺猶太人的笑話,匈牙利以及東歐和蘇聯的政治笑話,他都想方設法四處打聽。《夜行記》主人公那輛制造惡作劇的破車,既是采取曲折的修辭手法,為了加強諷刺意味,也為了刻畫主人公的虛榮,把他說成是:“車還騎得過,反正除了鈴鐺不響剩下全響。”這一描狀手法,就是從歐洲諷刺猶太人的笑話里脫化而來。猶太人往往自私、吝嗇,一則笑話嘲笑他們買的破舊汽車時說:“除了喇叭不響剩下全響。”侯寶林把它移植于中國社會生活,賦予了中國小市民的性格,反映了那種自作聰明、油滑世故、靈魂卑微的精神狀態。《醉酒》里爬手電筒的情節,也脫胎于歐洲笑話,原來不是諷刺醉漢,而是描摹精神病患者。因為這兩種人,都有似癡似愚的特點。但前者是應該同情的病人,后者是生活無度的醉漢。這一移花接木的改造,看似輕而易舉,卻有點石成金之妙。

 

   文化修養影響著藝術格調,侯寶林早就明白這個道理。但解放前他即使再紅,也還是一個“說相聲”的。那時侯,曲藝藝人比戲曲演員地位更低。有錢的戲曲名角可以請曲藝藝人到家里來辦堂會,而再紅的曲藝藝人卻請不動戲曲演員。侯寶林有他的傲氣拗骨:你再多的報酬,我也不給你做堂會,要聽我的節目可以,得下請貼,隨份子,把我當作座上賓,雖然我一文不得,還賠上送禮,但我和你們能平起平坐,因為我們都是人。就這樣非但沒有得罪他們,反使梨園界另眼相看,十分敬重。也就在這些交往中,侯寶林觀察了戲曲家們的生活愛好。于是他也想得到熏陶,比如,觀賞字畫,品鑒古董、文物等。但那時侯他其實還是一文不存的窮漢,附庸風雅談何容易!

 

   現在不同了,他有了充足的時間和學習條件。在書畫中,他體悟了匠氣和儒氣的區別,寫意和工筆的妙處,豪放和婉約的風格。于是,他自覺不自覺地把它們吸收到相聲里來,使他的創作有一個朦朧的美學思想指導。他在書畫界結識了很多朋友,他自己也從練好寫名字開始,一張復一張地寫些“福”、“壽”、“考”諸字。有時還把他的得意之作送給朋友。一九七二年從干校回來以后;單位上補發了他十年來的工資,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他說,他一生沒有掙過大錢,現在有了積蓄,可以買些古董、文物了。他喜歡這些,認為一個演員應該廣見博聞,應該從中國的文物里體悟中國藝術的發展歷程,研究從模擬到表現,從寫實到寫意,從技到藝的發展變化,以及藝術和生活、時代的聯系。他也喜歡文物考古,但又往往連具體的朝代順序都不十分清楚,他的辦法還是道聽途說,無師自通。往往人家談論中抓其要領、梗概,然后就自己反復觀察、比較。現在,他可以算得上是一般水平的文物收藏家了。不僅能夠斷代,還約略能夠指出各種瓷器、古幣的品種,特點,藝術風格,美學價值等等。他那一間不大的臥室里琳瑯滿目,無所不藏,往往使外國朋友大為驚訝。至于詩詞歌賦、種花養鳥等,他也力所能及,伸長觸角,把興趣的圈子劃的越來越大。他至今還沒掌握詩詞格律,但會編順口溜一類的通俗詩。前兩年,他見到白楊為《紅樓夢》里的菊花詩配畫,而后趙丹又為白楊的配畫題詩,他就湊趣寫上了如下四句:

 

   演員一世自風流,真假虛實恣意求;莫道常為座上客,有時也做階下囚。

   這雖然并非上乘,但是有玩笑雙關,有對十年浩劫的憤慨。總之,侯寶林覺得,作為一個中國的藝術家,就應該了解中國的文學藝術。這種見解無疑是正確的。藝術的道路曲折而微妙。你要精通一門藝術,當然要從基本功著手,按照本門藝術所鋪設的層層階梯循序漸進。但是藝術的寶塔是建立在寬厚的基礎上的。“經院派”某些學者的局限性之一,就是把眼界限的很窄,往往皓首窮經,只在他追求的行當內徜徉。他們即使把書讀爛,充其量也只是食而不化的書袋。有成就的藝術家,往往曲折迂回,要搞本門,甚至有時先離開本門,在與其他形式的比較體悟中,獲取對藝術的一般理解,掌握各種形式的個性,然后再回到自己所從事的行當中,比興聯想,觀察體悟,于是,就常有柳暗花明,更上一層樓的妙趣。侯保林具有這方面的資質。一次,他在毛主席面前表演節目,竟信口說道:“讀書死,死讀書,讀書讀死,不如不讀書。”他這句順口溜,使得毛主席睜大眼睛,大為驚異。

 

(三)在生活激流中游泳

   “侯寶林難倒了華羅庚!”這是風行一時的民間傳說。侯寶林問華羅庚:“二加三在什么情況下等于四?”華羅庚沉默了。侯寶林強調說:“請注意,我問的是在什么情況下!”華羅庚仍然解釋不出。侯寶林笑了:“你怎么這么糊涂,在數學家喝醉了的情況下呀!”華羅庚放聲大笑了。他沉默了半晌,也想為難一下這個聰明的朋友。他說:“我腿腳不好,請你幫我出去買一瓶桔子汁咱們喝,順便再捎一包炒米花來我好喂魚。給你,這是四角四分錢。”

 

   四角四分錢,侯寶林知道這只是一瓶桔子汁錢。炒米花怎么辦呢?當然自己不能代墊,這大概是數學家想考考我!于是,他就想起了四舍五入,一兩一兩分十次零打,結果桔子汁也買了,炒米花也帶了回來。華羅庚非常高興,拍著他的肩膀說:“當初你要是學數學,也是好樣的!”其實,侯寶林的數學并不高明,這只說明他善于動腦子,懂得生活。侯寶林本人也是愛聽民間傳說的人。他對這樣一則傳說非常欣賞:

 

   清代有個飽學經綸的名醫叫葉天士。他精通醫書,倒背如流,但總不能手到疾除,享有盛名。一天,有一只狗蠅鉆進了他小孩兒的耳朵里,危險異常。而他自己則束手無策。這時候,門外有一個搖串鈴浪跡江湖的郎中走過。葉天士把他請進來問他能不能治。郎中笑笑說:“這很容易。請找一只狗來!”于是,他就剪了一簇狗毛,把他纏在一棵細棍兒上,輕輕捅進病人耳朵。與此同時,引逗孩子轉移注意力。等到孩子不哭不鬧,稍微平靜下來的時候。這位郎中突然一抽小棍兒,于是那只狗蠅包在狗毛里被抽了出來。

 

   侯寶林說:這就是向生活學習,因為這一病例是醫書上不載的。是的,向書本學習只可能是“流”,而不是“源”,“源”是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解放以后,侯寶林在這方面甩開了步子。全國大概只有很少地方沒有他的足跡,他還去過朝鮮,在四次、五次戰役最激烈的時候,領略了震人心弦的炮聲,也同時和戰士交上了朋友。一直到他息影舞臺以后,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在越南侵略者侵入我國邊界,我們進行自衛反擊戰時,他還主動提出:一定要到真正危險的前沿。他雖然在那里得了重病,喉頭炎弄得他一字講不出,但是,他把人民的關懷送到了戰士心里,也同時學到了許多東西。一九五八年左右,開展“支農”工作,侯寶林第一個報名,到滄縣過了整整半年的農村生活。以后大概是一九六三年,煤礦工人提出文藝作品應該反映一下他們的生活。這個人民代表大會的提案送到了周總理辦公桌前,周總理說:“還是請侯寶林同志去吧。”在他老人家眼里,侯寶林是個能上能下有“學問”的人,這就是他《給您道喜》,《侯大膽》等反映礦工生活作品產生的背景。以后侯寶林又多次深入礦區,每次必然下井,不是比比劃劃裝樣子,而是在坑道里親自掄稿、搬煤,戴同樣的礦燈,吃同樣的飯。他明白了地下和地上的不同,懂得了礦工的過去和現在,因此也更加珍惜“陽光下”的日子了。后來,他又前后三次去過大慶。一次在哈爾濱停留期間,他還提出:無論如何也應該給他安排三天工夫到林區看一看。他不是想獵奇一番原始森林的風光,而是覺得那些無名英雄們才是真正的老師,他應該向他們學習,表示自己對他們的深情。

 

   文化大革命中,關于侯寶林的傳說各種各樣。其實,他只住過牛棚、擦過廁所,在當年包公放糧的陳州——河南淮陽干校生活了兩年半。可以說遭遇了不少屈辱和折磨。但是,只要能使他和人民接近,他就高興。因此在“勞改”期間,他并不象有些人那樣愁眉苦臉,無可奈何。他活的挺有味兒,甚至愛上了那個地方。臨出北京時,他就帶上了瓦刀、刨子、鋸之類的勞動工具。他平時在家里就喜歡鼓搗個什么玩藝兒。心想,這一下可有了學本事的機會了。但是,作為“黑幫人物”,他怎么能上這樣高級的“活”呢?班里規定他的仍然是倒糞,收拾廁所,并把他安排在“突擊隊”里搶場、扛包。說來也許奇怪,一百六、七十斤裝滿黃豆的大麻包,他象小伙子一樣扛起來就走,而且能變換各種姿勢,如同把勢一樣步伐矯健。即使赤腳踩著場上的黃豆,爬上四十五度高五十米長的跳板,他也飛上飛下,毫不含糊。這時,他已經是五十開外的人了。

 

   他干的多,干的好,而且心里著實高興,因為他又學了一手本事,而且創過了一道又一道難關。于是,他就情不自禁地哼哼起來,這當然不是公開的,在晚上讓他看場的時候,他唱上一段“樣板戲”。在用方木平整稻田土地的時候,他喊上一陣勞動號子。他喊的那樣動聽,以至使周圍的農民群眾直起腰來,放下了手里的活。于是,這又成了他“破壞生產”的一條罪狀,晚上遭到了“一事一議”的批判。但從此他和那里的農工師傅交上了朋友。農工師傅不相信過去要飯出身的侯寶林會比黃世仁更壞,他們敢于和侯寶林交談。那時侯割麥子,連里提出的口號是:三百米不抬頭,五十米不直腰。農工師傅則抗議說:“不許直腰?毛主席來了也得讓我們直腰。”對于“接受再教育”者的老師,干校的“左派”們當然是無可奈何。侯寶林和他的難友們所以能夠活下來是和農民群眾的保護分不開的。因此,一九七二年從干校回來以后,雖然還沒有宣布“平反”、“解放”,但侯寶林急于重返舞臺,他首先改編演出的就是歌頌農民群眾的《種子迷》。b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侯寶林經常這樣說。有人就問他:“難道對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為二嗎?”侯寶林笑了。他說:“你看,這十幾年來我們學到了多少東西,認識了多少人,掌握了多少本事啊!我覺得,對我來說有好處,所以我不象別人有那么大的怨氣!”

 

   侯寶林的話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是向生活學習這個角度出發的。他不僅學會了瓦匠活——能夠砌一排豬圈;學會了使鋸——為文工團宣傳隊做了一臺琴桌,幫師傅打了一輛架子車;學會了種瓜、種菜、修整果樹,而且變的更為聰明,更加熱愛生活了。可以說經過了這樣一番風雨,他思想上得到了一番飛躍。至此,他才懂得了人生的意義,該愛的愛的更深,該恨的恨的更烈。他煥發出一種要做大事業,而且“趕快做”的熱情。猶如地下的巖漿,經過了一場地震,無可遏制的噴發出來了。他息影舞臺著書立說,以及每天都在為相聲事業奔波,無不發端于這種力量。而對他自己的藝術道路何是何非,何長何短,至此他才有了一個理智的認識。當時的干校里有一句極“左”的行動口號:叫做“高溫高速煉紅心”。我們不妨借用這句話說:“侯寶林煉出來了!”

 

 

 

 第七章

 

(一)個人的努力

 

   一個人一旦出了名,便會被人們附會為“天才”,于是種種“天才”的特殊資質便會莫名其妙地飛到他的身上,諸如“絕頂聰明”呀,“性格個別”呀,“構造特殊”呀等等,都成為他成功的條件。其實,照我們看來,侯寶林還不是那種五百年才出一個的“先知先覺”。他是一個普通的人,是一個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人所無有他皆無有的“凡才”。聰明,他是有一點兒的。但是,按照他的說法,這不是什么成功的條件,因為世界上具有正常頭腦的人占絕大多數,而只要頭腦正常,便可以稱為一個聰明的人。至于所謂“絕頂聰明”,用侯寶林的話說,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有多少絕頂聰明的人一輩子碌碌無為,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而侯寶林自己也并不“絕頂”,別的行業不說,僅在他的同輩演員中,常寶堃便是他認為比他更為聰明的一個。那么“刻苦”當是一個重要條件啦?是的,在“聰明”與“刻苦”之間,侯寶林更鐘情于后者。但侯寶林的刻苦,不是那種苦行僧式的“苦練”,也不是那種掉書袋式的“苦吟”。他一生的生活節奏總是輕松愉快的,即使在他挨餓受凍的時候,也很少愁眉苦臉。而在解放以后,在他向文化和典籍的攀登過程中,他也幾乎沒有鎖眉蹙目過。他的“苦”和“樂”是結合在一起的。所謂“苦在其中,樂亦在其中”。他對于所從事的事業,有無比濃厚的興趣。或者說,“興趣”二字還不夠強烈,他愛相聲已經到了“魔癥”階段。日之所思、夜之所想、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全是相聲。他是用相聲的眼光來觀察生活的。一件趣聞,可以促發他形象的聯想;一句趣話,可以煅鑄為一個生動的包袱;一本書的題目,他可以發覺其中的喜劇意味兒;一出戲的臺詞,他可以化為相聲語言的節奏。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這就是熱愛藝術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般說來,一個人對于某一專業產生興趣并不困難,而且,就擴大生活領域來講,興趣面越廣越好。但是,由興趣而產生事業心這就需要專注。它對于年輕人來說反倒是一種考驗。需要把興趣和自己的條件結合起來,舍除一些自己也感興趣,但條件并不優越,或雖然優越而力所難及的部分。人的資質往往是一個常數,在無限的藝術長河中,他只能在一條小渠或一段河面上游泳。大概很少有人在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都有獨特而偉大的建樹,多半只在一、兩個方面做出杰出的貢獻。侯寶林在其它方面的條件也是相當優越的。他演過戲,而且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話劇演員;拍過電影,攝影棚下顯示過他的身手;票過京戲,可算得文武昆亂不擋。但他沒有心猿意馬,舍掉在當時還很被輕視的相聲,趨炎于時髦一時的其它藝術。侯寶林有這么一點個性:不喜歡隨波逐流趕浪頭,而愿意走自己的路,哪怕當時路還很窄,甚至還沒有路。而對其它藝術他不是排斥,反而熱愛,但目的是為了豐富他所從事的相聲事業。縱觀侯寶林在創作和表演上的成就,幾乎沒有一處不受益于其它文學藝術形式的營養。興趣廣泛卻又專一,視野開闊卻又立足于本行,這是侯寶林成功的秘訣之一。這不單是聰明,也是一種膽略的表現。

 

   刻苦需要勇敢,侯寶林是一個有毅力的人。如果和他的聰明相比,他的毅力卻帶有幾分“天才”特色。他不怕挨罵,這我們已經說過了。難得的是罵中有樂。他說“有兩種人使我有了名氣:一種是捧我的,一種是罵我的。”一個人不挨罵,就不能全面地看到自己。罵對了就改,罵的不對反而給自己做了宣傳。但這還不是消極的。可貴的是他有一種進取精神。字還寫的歪歪扭扭,但居然敢于和書法家同列,參加書法比賽;書讀的也不算很多,但居然敢登大學講壇,和教授學者們坐而論道;古玩玉器懂得一點兒,但居然侃侃而談,和一些中外文物收藏家辨析文物.........。有些人因為他有名就吹捧他什么“字體遒勁”、“旁征博引”、“見解獨到”等等。其實,他自己清醒的很,他只是借助這些場合向別人學習,用他的話:先把你逼到了那個地位,你就必須在那些方面下苦功夫。是的,他的字大概還不能開一個書法展覽,也不會有人花錢買他的“墨寶”,但是,我們清楚地看到他的字體確實日趨工整、有力了。為了參加比賽他在私下確實浪費了不少筆墨。

 

   好了,我們已經介紹了不少他的“天分”,還是讓我們略說幾句他在做人方面的哲學吧。他在秉性方面的特點一是正直,二是善良,三是老實。他對生活的嚴肅態度和在舞臺上的輕松表情是相反相成的。他善善惡惡,喜怒哀樂形于色,對他的知己肝膽相照,對他的怨敵怒目而視,連起碼的人情世故也不會應酬。他討厭虛偽,討厭當面說好話、背地下毒手的民族蛇蟲。他說:“世界上由三種人組成:好人、騙子和傻瓜。”他最痛恨的就是那種騙子。但是,恨的深,又是和愛的切緊緊相聯系的。他雖然討厭騙子,卻又時時受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挫傷他靈魂的“學生”,他始終不記恨他們,反而在別人指責他們時,替他們解圍、說好話。他總覺得那不是他們本身的責任,而是周圍環境的影響。至于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他天然地站在他們一邊。從牛棚出來的第一天,他就看望這些同行,為他們的落實政策進行呼吁,為他們的政治平反四處奔走。這樣,他就有了一個好“人緣”。他說:“侯寶林既無錢,也無勢,一輩子就仗著人緣好。”是的,侯寶林成功的經驗中有一條值得大書特書的,這就是群眾的支持與培養。和同行的關系是和同觀眾關系的寫照和縮影。他的第三條處世哲學就是老實。在藝術上表現為本色,在學問上表現為扎實,在做人上表現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絕不因為自己被稱為相聲權威就小瞧同行。他經常如數家珍地訴說長輩、同輩、晚輩中有那些人有他不可比擬的長處。他說那是他一輩子也學不了的。諸如對于馬三立先生,他至今也是必恭必敬地尊為長輩,在很多問題上向他討教,而對他的藝術則更是嘖嘖連聲、口贊不絕。正直、善良、老實,也同時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必備條件。惟其正直、善良,才能愛人民之所愛,恨人民之所恨,才能傳達并反映時代和人民的感情。而忠誠老實,實事求是的態度,則是他藝術上廣采博取,努力攀登的重要動力。

 

   侯寶林的成功秘訣,在解放前可稱為個人奮斗,在解放后可稱為努力攀登,但這種奮斗和攀登不是沒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他反反復復說的:一個好演員,首先應該是一個好人。所謂“人品”、“學品”、“藝品”是統一的,是一個問題的幾個方面。這對于以人為研究對象的文學藝術來說尤其如此。

 

(二)黨的培養

 

   一個要飯出身的窮苦藝人,變成了舉世矚目的表演藝術家,現在又當上了大學教授,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臺灣一位學者曾經譏笑說:“侯寶林當了北大教授,中國的教育情況可想而知。”是的,侯寶林不僅是北大兼職教授,而且還是遼寧大學、華中工學院的兼職教授。以后,大概還會有更多學校聘請他。這位臺灣學者也許還不理解,相聲在中國也是一門藝術,而且是具有民族風格的、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而“相聲學”——相聲歷史和理論的研究工作,則是以侯寶林為代表,并首先由他開拓的。這位學者大概不會不知道,被臺灣某些人士視為神明的胡適,就曾致力于俗文學的研究工作,而戲曲、小說在王國維和魯迅先生治史以前,也不算一門真正的學問。學問是要逐漸開拓、擴大的。但這位臺灣學者最不理解的,或許還不是我們上面說的那些,而是侯寶林在中國,為什么有如此顯赫的地位.........

   是的,這大概是在舊社會或別的任何一個國度里都不可設想的。

   在舊中國,侯寶林即使已紅的發紫,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好說相聲的”。“演員”,這個稱號是解放以后黨給文藝工作者的榮譽。而在解放以前,他們則統被稱為“優伶”或“伶人”。比戲曲演員更差一等的曲藝演員,則一律泛稱“唱玩藝兒的”。相聲似乎比鼓曲藝人地位更低,因為,他們在走進劇場成為一場節目的“大軸”之前,是和江湖騙子為伍、流氓乞丐為倫的。于是,人們在“說相聲的”前面往往還加上一個“臭”字。侯寶林即使在那時已經成為“角兒”了。但在人們面前也頂多被稱為“侯老板”,而在背后則干脆的很,往往直呼其名,甚至在“林”字后面加上一個不無輕蔑、嘲笑意味的兒化韻“兒”,或者,直呼那含有人身侮辱成分的綽號。

 

   現在不同了,比經濟翻身更使他激動的是政治解放。藝人的地位提高了,曲藝的地位提高了!黨把“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重任囑托給他,讓他和他的同道們,以“藝術”而不是“玩藝兒”去雕塑廣大人民的靈魂。這是何等崇高而偉大的事業啊!從此,他不在為劇場、合同——生意、溫飽而操心了,也不必為屈從資本家的“生意經”而違心低表演那些他不喜歡的節目了,更不必為一句話、一個眼神的閃失,會得罪某些權貴而擔驚受怕、提心吊膽了!黨重視曲藝,把它作為自己肌體的“齒輪”和“螺絲釘”,而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懂得自己的價值。在全國為數不多的杰出藝術家中,他作為曲藝界的佼佼者,被評為“一級演員”。他素所尊敬的其它門類的藝術家們,也把他當作自己行列中當然的一員。以前,他是要費一點兒周折,才能結識象梅蘭芳、周信芳這樣一些人物的。現在,他和他們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不僅坐在一起談論藝術,還共同在政協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以及黨召開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共商國家大事、文藝大事。他把他同行們的情況,反映給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并把黨的每一時期的方針、政策,傳達、貫徹到自己的同行中去。現在,籌建中國曲藝研究所、興建中國曲藝學校的提案,就是由他和曲藝界的領導們,共同向中央反映得到批準的。正象他曾經給趙丹寫的打油詩一樣,他已由舊中國的“階下囚”,變成新中國的“座上賓”——不僅是“賓”,而且是主人!

 

   侯寶林現在是第四、五兩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北京晚報》、《八小時以外》、《長壽》、北京書法協會、北京語言學會、全國環境保護協會.........以及還有許多刊物和群眾團體的顧問或重要成員。

 

   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根本,黨對他的培養是具體入微的。還是讓我們略述一點這方面的情況吧!

   侯寶林說他的文化水平是從“掃盲”開始的。在這以前他只念過三個半月書,學會了半本《六言雜字》,熟悉的只是“刀切花卷蒸餅,國餡玫瑰黑糖”。解放了,他立即參加了職工“夜校”,從掃盲開始,以很快的速度取得了語文、歷史、政治幾門兒課程的良好成績。他學習語文是那樣神速,雖然至今寫文章也仍有錯別字出現,甚至有的字還缺胳膊短腿兒少一、兩道兒筆劃,但是,他對那些好的文章、好的詩句,總是過目不忘,而且,總是那么精當、巧妙地滲透到他表演的節目中去。他學歷史幾乎是毫不費力的,只要把演義和正史稍加鑒別,他就能如數家珍地背出我們中華民族歷代的英雄人物、歷史名人。但他最重視的則是中國現代革命史,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五次反圍剿,以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而對于政治,諸如階級和壓迫、革命和斗爭等,他更是敏感的。雖然由于工作繁忙,他的“夜校”只讀到“相當初中”水平。但他的課堂卻不至于此,而是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和藝術實踐。在工作中,黨派來了新文藝工作者幫他編寫、記錄節目,整理經驗。幾乎是面對面、手把手幫他提高文化、文學水平。他從整理稿中,不僅識了字,而且體悟了寫文章的道理。現在出版的《侯寶林談相聲》一書,就是當初新文藝工作者同他合作的產物。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學習了語法、修辭、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藝術體系,以及馬克思主義有關的文藝理論。這使他大開心竅。現在的學習條件多么好啊!他想要一本書,吳曉鈴先生就親自給他送來了,而且,把重點部分做上標記,難讀的地方做出說明。他要編一篇相聲,老舍先生不管寫作如何繁忙,也要擠出時間接待他,而且,親自為他出點子,發表對他創作、表演的看法。他在語言上有了難題,羅常培先生就從正字、正音以及語言學理論上向他傳授知識,象對待學生一樣毫不保留、不怕麻煩。這些良師益友,他在解放前是高攀不上的。用他的話說,是因為黨重視曲藝,這些名家才對他如此垂青。

 

   對于他的藝術成長道路,黨不止是積極培養者,更是這條道路披荊斬棘、鋪路奠基的帶頭人!大概在各種藝術形式中,曲藝是受黨恩惠最多的一個部門。不僅把這一群散漫無致的流動藝人組織起來,幫助他們學文化,整理、創作節目,為他們提供各種演出、工作條件,還想方設法開闊他們的生活和藝術視野,宣傳、評介他們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長處,提供他們著書立說、發表藝術見解的種種園地。過去,在他們紅極一時的時候,京、津一帶的小報,也偶有一些文藝商人撰寫有關他的文字。但大多是供那些有閑階級開心解悶。往往是無中生有地揭發“陰私”,惡語中傷地譏誚甚或漫罵,常常使他手足無措、無可奈何。現在,他成了藝術家了,黨鼓勵他執著地研討藝術,人民群眾和專業、業余文藝工作者也渴望聽到他對藝術的見解。而周圍又有多少藝術品種、名家名流,供他學習和追隨呀!他在電影界有許多知己,和趙丹同志是朋友,喜劇演員謝添、韓非等都和他“票”過相聲。于是之、郭蘭英王昆等都是他的摯友。他們不帶任何偏見,贊美、關心、支持他的藝術。是黨以一條階級的紅線,把他和他的同道們穿在一起了。華君武、方成、鐘靈等漫畫家,是他的熱心觀眾。他也常從他們的漫畫里吸取種種藝術營養。而陳白塵、李健吾等喜劇作家和翻譯家,更是他素所尊敬的。打倒“四人幫”不久,他路經南京時,陳白塵就請他去南京大學做關于喜劇藝術的報告。美學家朱光潛還把他的《美學書簡》增給他,征求他對喜劇和丑等問題的意見,文學史家任二北的《優語集》,也專門請他作序。這不但是他的榮譽,也是他學習的極好機會。而這一切,在舊社會是無法想象的。是黨擴大了他的名聲,提高了他的地位,他才有如一棵大樹,能夠在燦爛的陽光下,舒展著他的枝干,婆娑著他的身姿。解放以來,他拍攝了好幾部電影,錄制了幾十張唱片,而他的錄象和錄音磁帶則幾乎是難以統計的!黨給這位藝術家留下了歷史足跡,黨把他的名字寫進了藝術史冊!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黨武裝了他的頭腦,豐富了他的生活,提供了他深入“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的種種機會。那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他身邊的至寶,對他來說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他尤覺重要的是:文藝要為人民群眾服務,文藝工作者要到生活的激流中去。黨理解他的心情,還是在朝鮮戰爭炮聲隆隆的時候,在四、五次戰役最艱苦、激烈的時候,他就作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的成員,來到了戰火紛飛的前沿陣地。在那里,他接觸了“最可愛的人”,也進一步懂得了最可愛的祖國。是的,那種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已經被埋進歷史的墳墓,中國人民已經真正站起來了,他——侯寶林,這個在日本混合面和美國救濟粉中乞討過生活的人,也和祖國一起頂天立地地站起來了!生活,如同怒吼的鴨綠江水,那樣強烈地蕩滌著舊世界的污濁,沖刷了那些曾經扭曲過他靈魂的種種可恥印記。侯寶林第一次體味了斗爭和生活的含義。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干部下放鍛煉的時候,即使他工作離不開,領導也沒動員,他也第一個報名去河北農村下放勞動。他和農民結成朋友,學會了喂豬、干泥瓦活兒,以及其它勞動技能。當然,他也為農民表演了相聲。在飼養棚、田間、地頭,他開始考慮如何使他的藝術反映農民的生活,他開始同別人合作編寫反映農民的新相聲了。這思想一直延續到“文化革命”他被送到河南干校“勞動改造”以后。他曾經說過:“我不象別人那樣,對‘文化革命’有那么大的怨氣。”這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那里生活的很充實,農民群眾曾經保護過他,在他最困難、最寂寞的時候,給他以幫助和安慰。因此,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以后,他第一個表演和改編的相聲作品就是反映農民生活的《種子迷》。對于他這種深入生活的愿望,黨特別理解,總是給他以特殊照顧。六十年代初期,煤礦工人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寫信,要求文藝作品反映一下礦工生活。提案被送到周總理辦公桌前,他老人家毫不猶豫地把任務交給了侯寶林去完成。在周總理眼里,侯寶林是個有學問的、有人緣、能上能下的好同志。而這個光榮的任務,正是培養他工人階級感情的絕好機會。果然,侯寶林以礦工面貌出現在唐山的礦井里,他以第一人稱寫的《侯大膽》、以及《全家福》、《給您道喜》等,就反映了他思想感情的變化,也是向周總理和礦工同志生動的匯報。他在藝術上的成長,和他深入生活的幅度是成正比例的。六十年代初期,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他很快就奔赴福建前線,用他成功的表演,塑造了《美蔣勞軍記》中一組生動的反面人物。震耳欲聾的炮聲,鍛煉了他的膽量,使他懂得了什么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七十年代從干校回來以后,他再次去大慶慰問演出,大慶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他頭腦里深深扎下根。他以“鐵人精神”激勵自己的相聲研究工作,在一時條件并不具備的情況下,在他的臥室里成立了一個民辦的“相聲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的研究成果,現在已經取得了社會上的重視。總之,侯寶林是踏著我們祖國的步伐,和人民一起前進的。大概除去西藏和新疆等地他還沒有去過,到處都有他的足跡。特別是幾次全國性的巡回演出,他并沒有沉醉在游山玩水之中。他知道他是作為黨的喉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演出團體的成員,去“為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的。因此,在各地報紙“笑的釀造者,廣播里來的人”的通欄標題下,他每到一地總是首先為“廣播愛好者”舉辦招待演出,然后通過各種途徑,征求他們的意見。他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家喻戶曉,是和廣播、電視的威力密不可分的。在北京,他每天都能收到幾十封聽眾來信,內容可謂五花八門:有點播節目的;有發表感想的;有毛遂自薦做徒弟的;有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提供出來獻計獻寶的;還有把他當作“鐵面無私”,把自己周圍的種種不平訴說給他,請他呼吁、裁決的。每每讀這這些來信,他的心情總是無法平靜。他懂得這些是人民群眾對他的信任和鼓勵,是當把他當作了自己階級的代言人。因此,做好廣播工作就是為黨當好宣傳員。聽到各地廣播愛好者的介紹,看到深入到每個山村的廣播網,他深知他每天服務的那一個小小話筒,是黨注進了強大的電力,溝通了他和人民群眾間的聯系。人民群眾聽到了他的聲音,他也聽到了人民群眾跳動的心聲。大概現在還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能計算出這些年來,他為廣播、電視錄制了多少分鐘節目,但是,他在話筒前成長的身影,人們卻是清楚的看到了。侯寶林經常以“老廣播”自詡,也許他認為這是黨給他的一種最光榮的稱號吧!

 

   大概沒有一個演員能夠象侯寶林那樣,幸運地有那么多機會直接給中央領導同志表演節目了。一九四九年,他到毛主席的住地演出,每星期至少一、兩次,一直到“文化革命”以前,幾乎從未間斷過。而節目的, 內容從舊到新、無法統計。甚至一度使這位號稱“演員肚——雜貨鋪”的相聲“簍子”,也搜索枯腸不得不向他的同行求教,請他們幫助回憶他已遺忘多年的老段子。他給毛主席演出,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周總理、朱老總、陳毅等同志也有時在場。開始,他還比較拘謹,甚至擔心自己的作品存有這樣那樣問題。但從領導同志的爽朗笑聲里,他很快就釋然了。領導同志對傳統作品的興趣,使他進一步認識到我們黨是尊重歷史、重視傳統的。毛主席是位嚴肅的人,他聽相聲很少前仰后合失聲大笑過,也很少提出重演某個節目。只是在表演《關公戰秦瓊》時,他似乎特別興奮,以后又提出重演一遍。他老人家或許認為“關公戰秦瓊”式的荒誕寓有某種哲學意味,或許對這種別致的諷刺方式覺得生動、深刻。這對于侯寶林來說,當然是鼓舞,也啟發他進一步深思。是的,關于諷刺的理論,他在《講話》中學過,也在“反右”以后動搖過。現在,他感受到了諷刺是相聲的特長,堅持諷刺的傳統,就是堅持相聲的現實主義傳統。以后,他聽說“沒有諷刺就沒有相聲”的傳達,而且,據說還是毛主席同意的意見。因此,他也就越發增強了藝術膽量,也越發審慎地對待這一武器了。周總理是位性格豪爽的人,他聽相聲往往笑的前仰后合,甚至拍著大腿笑出眼淚來。他對相聲的關心尤其具體,對侯寶林也極其熟悉,曾經拍著他的肩膀向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介紹說:“寶林同志是個有學問的人。”他喜歡侯寶林清新的藝術格調,幽默而不庸俗、詼諧而不油滑的舞臺風度。前面提到的唐山礦區之行,就是周總理親自提議請他去的。陳毅同志也是文藝界的朋友,他和總理一樣愛笑、愛聽相聲,他也喜歡《關公戰秦瓊》。和這些中央領導接觸,雖然是表演節目,并無更多別的內容,但對侯寶林的影響則是無比深遠的。他夢寐以求的相聲要登上“大雅之堂”,這不已經真的實現了嗎?他曾經揚言的:“相聲要打進藝術圈兒”,這不已經被人民的領袖、國家的領導人首肯了嗎?更重要的是中央領導日理萬機、舉重若輕的工作作風,深深感染了他,使他更增強了在藝術上的進取精神,而周總理的軒軒大度、虛懷若谷的作風,更使他開闊眼界,啟發他不要把目光僅僅停留在中國,也要矚目于全世界。侯寶林常說:“我們曲藝界過去有頭腦的人不多,是黨武裝了我們頭腦,賦予了我們靈魂。”是的,侯寶林在黨的指引下,在社會主義的熔爐里“煉”出來了!)

 

   “三十二年還故國,落花時節讀華章”,侯寶林的藝術才華,是在共和國的土壤上展放的。如今他已經息影舞臺了。他本可以悠悠蕩蕩,在閑適和安逸中度過晚年。但這怎么可能呢?他似乎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年輕、這樣精力充沛過,他也從來沒有覺得象現在這樣有那么多事要做。他的相聲理論研究工作剛剛開始,他的龐大計劃還只是一具模型,他打算每年要寫出一本書來,向黨獻禮,向祖國獻禮。我們相信他是一個重實而輕名的實干家,我們預祝他勝利!

   而是多年前,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至中央廣播說唱團從事曲藝創作。一踏進這個單位的大門,就遇見我素所敬慕的侯寶林大師。他熱情地握住我手說:“別看你是文學系畢業,搞曲藝這行還得當‘小學生’——從頭學起。”我當時雖覺得這話有道理,但又未免過于苛刻。須知,曲藝這行我并不陌生,我的畢業論文還是關于相聲的語言呢!

 

   以后,藝術的實踐使我漸漸體悟了“小學生”的含義。或許,多年來我在曲藝上建樹不多,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對它的輕視吧。這時,我才明白:只有對藝術的低級態度,沒有低級的藝術形式。\

   十年浩劫期間,我們是生死與共的“難友”,師生之情又添上了忘年之交,所談、所想、所愛、所憎,越來越默契一致。但是,對于這位大師的藝術,我卻從未認真思考過。這次,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邀我撰書,竟毫無思想準備。匆忙寫就的這些,也只是膚淺的、即興式的感想,離這位大師的真諦,恐怕還相去甚遠。f

   目前,很多朋友都在研究侯寶林,我只愿這本小冊子能夠起到一點兒資料性的作用,供研究者參考。

 


最后更新[2010-5-26]
相關專題:

相關信息:
 沒有相關信息
 
 
  【發表評論 【發給好友】 【打印本頁

. 友情鏈接:
語文教學資源 三人行中學語文 五石軒 高考168 三槐居 語文潮
中學語文在線
課件庫 一代互聯
       

Copyright@2001-2011 YuwenWei.net All Rights Reserverd.

>
w66利来娱乐国际最给利的老牌www.w66.com